Abstract
「互見」源出於史學，降及宋代，歐陽修則將之推拓成為一種自覺置於當代文獻脈 絡中，以考慮內容剪裁及敘事安排的書寫策略，並進一步大量運用於集部散文，使「互見」成為歐陽修以史筆入文集的一項具體方法，不僅得以克服單篇文章篇幅限制，依舊「文約事豐」、「字不繁而體已完」，而且在政治動蕩，權力傾軋，是非道德難以一時判分彰顯之際，仍保有參與當代歷史詮釋的話語權，並留存足供後世追繹的線索，因而在黨爭頻仍的北宋中晚期，成為宋人追摩仿效的書寫慣例之一。蘇軾、司馬光皆曾以歐陽修集中可見的「互見」書寫方式，運用於其著作當中，並將範圍擴及經注、史書，不僅為當代具體歷史事件，提供詮釋判讀的理論依據，宋代散文，也因「互見」思維的滲入，而產生變化，甚至進一步反饋唐宋古文運動以來關於「實用」的書寫理論。本章即以蘇軾＜論商鞅＞一文發端，兼及司馬光《資治通鑑》中的相關書寫，對此進一步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