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政治變遷、資源競爭與社群衝突的結果，往往由最後的勝利者取得文化象徵的建構權，用來鞏固其支配的合法性；另一方面，文化象徵往往也成為弱勢者用來對抗支配者所採用以凝聚共識的手段。臺灣由於一個世紀以來主權與政體的變動，使得日本殖民主義、中國國族主義、中華帝國主義、西方現代主義、臺灣國族主義、全球化主義等意識型態，先後支配島嶼的文化機構的建制，並政治性地變異各式文化象徵的建構。選擇1945~1978 年間文化制度化的歷史進行研究，不僅因為這是一段分別繼承日本帝國文化與共和中國文化雙重軌跡的混雜時期，同時也是一段在國際冷戰局勢下讓美國文化霸權逐步支配臺灣的時期。研究對象以博物館為主，以文獻會為輔，則是基於前者使用圖像修辭的視覺展示進行感性顯現，後者使用語言修辭的敘事書寫進行理性論述，兩者都是戰後臺灣從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與知識社會的轉型過程，透過修辭、賦於意義而建構象徵的典型機構，由於兩者同時具備文化與政治的雙重特性，成為論文研究「想像政治」的對象。第一部份〈文化想像：空間秩序的象徵〉，分成國家與社會兩個向度：（一）「民族國家的單一文化想像」：探討戰後臺灣省立博物館、國立歷史博物館、國立故宮博物院等大型博物館，其文化想像的建構，如何成為威權國家機器用來建立國族內、外空間秩序的象徵工具。（二）「地方社會的複數文化想像」：探討台灣省文獻會、台南市文獻會、四川省文獻會等文獻機構，其文化想像的建構，如何成為戰後臺灣異質社群（歷經日本殖民的各地社群、流亡臺灣的各省社群、新興世代社群）用來建立地方社群內、外空間秩序的象徵工具。第二部份〈歷史想像：時間秩序的象徵〉，進一步論述「博物館與文獻會的想像建構，之所以能夠成為生產政治秩序的象徵工具，在於其將空間性的文化想像，挪轉成時間性的歷史想像。」這部份的討論，分成社群與個體兩個向度：（一）「國家對社群歷史想像的控制」：探討威權國家機器，如何透過政治階序（中央政府、省級政府、縣市政府）的官僚體制，以及代議政治（憲法政治、國民代表、地方自治）的權力運作，進入社會場域，而將各地博物館與文獻會的文化想像，收編成民族國家的單一歷史想像。（二）「國家對個體歷史記憶的支配」：探討前述大型博物館、文獻會，以及數十所小型博物館的製作者，其個人原初的歷史記憶，如何在製作社群集體記憶的動力驅使與社會實踐中，弔詭地成為生產單一國族時間秩序的歷史證人與證物。透過論文對威權政治在時空範疇所生產的象徵秩序的支配性批判，進而反省當代社會迄今仍未能完成從國族主義轉型到文化民主的政治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