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康德哲學以其追求普遍性、必然性與形式主義為特點，這同樣表現在其法政哲學當中。在探究人類於政治共同體中的圖像時，康德的法政哲學亦展現了極強的普遍性要求與形式主義。對康德而言，國家的合法性基礎並非產生自任何經驗性的共同利益或特定的血緣文化，而是人類基於理性的普遍本性，為了保障外在自由的形式，所必須預設的一項原始契約理念。然而，當我們進一步檢視他對公民身分的看法，他主張一個合法的共和國公民必須具備以下三項法權屬性：自由、平等以及獨立（Selbstständigkeit）。然而，相較於普遍適用於所有理性存在者的「自由」與「平等」，「獨立」概念卻在康德的理論系統中引發了巨大的張力，並突顯出了純粹實踐理性與人類實際經驗處境之間的衝突。透過這個判准，康德看起來是將缺乏經濟自我維持能力者（如家僕、僱工、佃農、當時的女性、小孩等），歸類為必須依賴他人指令或供養的「被動公民」，進而剝奪其參與共同立法的投票權。此一論斷或可被視為受時代限制的歷史偏見，但它實質上也觸及了一個哲學人類學的核心困境：當追求普遍必然性的理性要求，遭遇人類在經驗世界中無可避免的依賴性時，現實中的國家制度應該如何對待那些無法真正為自己作主的理性主體？本文旨在重探康德法政哲學中的「公民獨立性」概念，並聚焦於其所引發的主動公民與被動公民之區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