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1989 年起，全球性環境汙染取代核武競賽而成為世界本日鐘的「末日指標」， 從此環境汙染不再只是「髒」的問題，更是「生與死」的問題。 治本之道在於改變世人的生活方式，即讓環境主義成為人們的生活方式（王俊秀，1994 ）或生活環境主義（鳥越，1989 ）。而生活方式的改變首先要排除人們心中的「環境侵略思維」，因此「範型轉移」(paradigm Shift) 乃成為解決環境問題的一個必要過程。但在另一方面， 要運用「範型轉移」以解決環境問題，也必須考慮到如何運用原社會中的深層文化結構， 促使其中的提升因子 ( promoting factor) 產生有效的作用。例如儘管台灣地區的大型公眾活動， 經常出現極為髒亂的狼藉場景，但若主事者能控制得宜，也可能出現乾淨無比的狀況。 特別是在一些大型的宗教活動中尤其如此。 因此使得曾長期擔任內政部長職務的吳伯雄先生， 不禁感嘆說︰有時宗教信仰所發揮的環保效力， 可能是內政部下令幾千名警察在現場站崗，都難以達成的效果。可是， 在台灣地區，並非所有的大型宗教活動的環保效果，都一樣佳。 大拜拜後的髒亂，更是常被詬病。因此，在本文的討論中， 主要將分兩個部分︰第一個部分是針對「範型轉移」的定義和各種思考模式作扼要地分析， 並藉此釐清可能發展的方向； 在第二個部分，則選擇台灣地區的佛教思想和實踐模式， 作為區域性個案的探討，以探明台灣地區近幾年相當流行的佛教思想及其實踐模式， 到底屬於提升因子，還是屬於負面的限制因子 ( limiting fac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