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北宋仁宗時期,以呂夷簡與范仲淹為中心的政治紛爭,一般史家以「慶曆黨議」稱之。雖然呂、范二人最後以邊患日熾解仇,成為北宋政治史上的佳話,但錯綜複雜的權術及角力,已啟宋人朋黨之論,「朋黨」從此成為宋代政治黨同伐異的工具,以及學術上的重要議題。而在北宋文學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歐陽修、尹洙、蘇舜欽、石介、晏殊等人捲入紛爭之中,也一定程度的影響了文學的發展,因而,這場黨議,從文學的角度視之,也同樣值得關注。從整個中國散文史來看,韓愈以古文和史傳的手法來寫作碑誌,使碑誌逐漸由哀悼文學向史傳文學轉化,是東漢「史」與「文」分以來,這一體文字的又一次重要變革。但韓愈仍不免失實與諛墓之譏,至歐陽修,「根據史家褒貶之法,以為文人鎔裁之準」,則使碑誌文更形謹嚴,成為中國士人「不朽」、「傳遠」概念的重要實踐之一。歐陽修身為慶曆黨議的主要人物之一,又因緣際會,為許多黨議相關人物寫作碑銘,特殊的經歷,當代少有人能出其右的文、史修養,加上時間及局勢變化的落差,使得這些墓誌,不僅是個別人物的生命史,也成為時代的重要見證;因時因人而異的書寫方法,更成為散文史上,所謂「義法」的重要一環,並拓及序、記等相關的文類上,宋代古文、明清散文之承衍轉變,有諸多與之相關之處,影響相當深遠。基於上述原因,故本文即欲以歐陽修與慶曆黨議相關的若干墓誌為主要觀察對象,尤其重視其「書」與「不書」的原則及意義,期能作為後續討論的一項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