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過去在台灣回顧「我國科學發展史」時，大多從民初國人在（中國）大陸的發展開始，導致國人對１９４５之前台灣本土科研狀況的不解。有鑑於此，本論文特傾向於從台灣本土歷史脈胳中，尋求１９４５之前更早期的科研發展存在事實。於此意義下，選取在台灣具有悠久歷史，特別是曾貫穿兩個不同政權且持續存在的兩個科研－－體質人類學與蛇毒研究－－為個案，以科學史及科學社會學的角度，探討其在台灣的發展歷程，並藉此兩個個案了解早期（日據時代）科學發展的「一種」實態。本論文第一章緒論，論述研究動機、前人研究、及各章大要，第二章以研究三階段探討１８９５－１９４５日本體質人類學研究者，在台灣所作的研究。階段一討論體質人類學研究在台灣的源起，分析並提出足立文太郎的頭蓋學研究，為台灣體質人類學研究源起的代表人物。階段二討論研究中心的轉移及形態學的研究並提出是否進入純學術研究的質疑與論証。階段三為體質人類學研究在台灣系統性研究的開始，其中金關大夫的東亞人種研究計劃扮演重要角色。綜觀１８９５－１９４５日本人在台灣所作的體質人類學研究，雖然其取向有異於西方體質人類學且有對抗之意，但從其研究中不難發現基本上仍是在同一體質人類學的“科學論述”下不同的策略發展而已。第三章探討１９４５政權轉移後體質人類學在台灣的研究情形。其中以四個異常現象的置疑與討論破解光復後體質人類學研究論文篇數在邏輯曲線上所形成優勢的假相，並透過金關所賦予研究參與者所形成「研究社群」的殖民意義代工角色，探討其在可能擺脫殖民地式科研的若干條件中遭遇的制約，最後導致１９６０′S 式微的必然結果。第四章討論個案（二）蛇毒研究。蛇毒研究在台灣科研佔極重要地位，研究成果亦已受國際肯定，究竟其早期發展透過什麼樣的模式？如何建立起屬於本土的研究群？杜聰明所領導的研究群如何在殖民體制下創建屬於自己的研究傳統？等第四章要探討的便是這些問題。第五章討論１９４５之後酵素學，生化學在台灣蛇毒研究上所扮演的角色及成份分離技術的突破對蛇毒研究之助益，又本論文雖不傾向英雄論定科學發展，但是李鏡源典範如何形成？本文有深入探討。最後作為科學發展的歷程，蛇毒研究在台灣如何以問題意識的轉換達到晉身典範成果，第三節蛇毒研究四階段的探討，即在處理這個問題。第六章討論台灣早期科學發展根源於什麼型態？在發展脈胳上有可困境？由上述的兩個個案研究中，可以了解台灣早期（在日據時代）的科學發展是一種經由「調查」「從上面的」（即統治階層）開始，以解決某些問題為起步導向的途徑，雖然具有大部份研究人員，研究傳統外來的性質，且有科研選擇大部份被限制在殖民意義上的困境，然而在蛇毒研究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卻發現，即便在殖民體制意義下，科研仍有其「策動性」與「主動性」而有別於殖民體制下政治、經濟所受的完全約制而掌政權轉移後，科研也並不因體制轉變而完全被剷除，而是自有其持續生存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