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商品化作為近代小農經濟共同的特徵，卻蘊含著多樣變化的面貌，而這多樣性導致了農民理論中對於小農商品化及資本主義化相當歧異的見解。在文中，我們首先拒斥簡單的商品化論，反對商品化等於資本主義化的說法。另一方面，農民在商品化過程中自然無法像Chayanov所說一樣維持自給式的維生生產，自成特殊的農民生產模式，但也不像直線演化論認為必然會走上階級分化的道路。事實上，不同的社會型構在不同的資本主義轉型過程中會出現不同的結果。本文嘗試著在歧異的現象中找尋可供解釋的原因。從聯屬理論出發，我們認為資本主義經濟與前資本主義經濟之間的聯屬關係在小農商品化的過程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在後進國的資本主義轉型中，國家通常佔據著主導的位置，以著不同的方式將剩餘由前資本主義經濟轉入資本主義部門作為資本積累之 用。在這過程中多會重新模塑前資本主莪經濟（主要為農民經濟）的形態，而造成不同面貌的農民。從以上的角度的出發，本文檢視了中國冀東烯作農村與台灣蔗作農村在商品化過程中的轉變。一個是大規模經營逐漸解體，而向地主佃農制開展；另一個則是以小農為主體的商品化家庭農場的確立。產生這樣差異的原因，一方面是不同的前資本主義社會型構，而更重要的是國家、資本與小農之間的互動關係。在台灣，服膺資本利益的國家有效地將農業剩餘抽取至資本手中，建立了堪稱成功的資本主義轉型，但是另一方面卻也壓制了農民在商品化過程中分化的可能，於是前資本主義經濟被以商品化小農為主體的家庭農場形式保留了下來。在中國，弱勢的國家無法在資本主義轉型中扮演積極的角色，於是留給農村一個較為自主的空間。就像我們在冀東看到的，農民的自我社會機制（如分家的生命週期、家庭農場的強韌性）導致在商品化的過程中由大農場經營轉向地主佃農制的開展。在這樣的比較研究中，我們確認了國家在多樣的小農商品化過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而其關鍵正是前資本主義╱資本主義聯屬關係的性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