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本論文要探討的，是一九五○至七○年代，以節制人口為目的的家庭計畫。以往人口政策史論者對該計畫的理解，咸以為是成功的醫療計畫。但是近 年女性主義學者卻開始對此展開批評，認為該計畫是醫療與父權體制的結合，女性在其中毫無自主可言。本論文便是基於以上研究的基礎與問題，以歷史學 「說故事」的方式，從醫療政策史與女性史的脈絡與他（她）們對話。在對話方法上，本論文沒有特定立場，而是藉由當時歷史情境，特別是特定論述脈絡邏輯的重新理解，與現有研究成果互動。方式則包含批評、拆解、 引申、譬喻、對話 諸形式。在往來女性史與醫療政策的原有敘述脈絡時，本論文並不刻意標出所在位置，而 試圖在兩者的爭論與互動間，模塑臺灣「家庭計畫史」新說法的可能。 本論文成果如下：一、在決定家庭計畫的人口論爭上，掌控戰後臺灣經濟發展的技術官僚將人口成長與經濟發展連在一起，成為「人口節制╱經濟發展」的邏輯，排除其他的解決方案與質疑，並藉由「技術專家 v.s 國父遺教論者」的論爭脈絡塑造，宣稱問題的「平議」。二、在大規模家庭計畫前的民間 節育，必須放回當時婦女社會運動的家庭國家邏輯考慮，而強調「優生保健」 與「強國強種」的個人層次節育，是這些組織可以存在的理由。三、由於經費 的限制，臺灣衛生的決策實際不能免除美援經費與效益。而作為衛生計畫的節育之工作形態之所以從「示範區」轉變成「大計畫」，是因為美援資金挹注與技術官僚的策略考慮。因此，在實行中從事個人節育的中國家庭計畫協會遭到排除，而原先為經濟發展而節制人口的觀念也被重新建構，成為是個人與家庭 需要的結果。四、在人口政策相關法案公開化後，在醫療上讓公立醫院醫師可以公開述說原先私密的、不上檯面的性活動，進而開始介入家庭與婚姻的論述；另外人力規劃後出現的女工，其生涯轉變所造成的性問題，是當初人力專 家與家庭計畫學者所始料未及的。而針對此現象的婦女運動論述，也呈現出相 異的策略與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