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自清末(1900)以來,知識份子為了啟蒙救亡,開始借助戲曲等民間形式以以 進行宣傳,連帶民間文化開始受到重視,到了抗戰期間中供進行戲劇宣傳動 員,特別是毛澤東於1942年發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講話>,要求知識份子 利用群眾「喜聞樂見」的民間形式創作大眾文化的作品,因此,「工農兵文 藝」大行其道。而面對這樣一幅歷史景象,台灣與大陸給予好壞不同的評 價,特別是在作品的藝術性方面。本文透過當時的報章雜誌,並佐以文化人 的日後的追憶文章,希望從戲劇的角度檢視「工農兵文藝」的本質,並明白 中共為何能夠成功建立政權。首先,從抗戰開始,中共推行農村劇運,行式 以外來的化劇為主,但為了吸引群眾,中共一開始隨即妥協,農村劇團人都 改演舊戲或秧歌,因此,<講話>因勢利導,鼓勵文化人向農民學習,以「普及 」為重。但總體觀之,「工農兵文藝」仍有非農民色彩的一面:因為<講話> 具有相當程度的矛盾性,屢見文化人自行詮釋,反而創作出藝術性較高的作 品,改造利用經常從自己過去熟知的的劇種或民間形式出發。此外,中共的 劇運重視為幹部服務,所以,延安先後大演農民不看的中外話劇與京劇,顯 示五四反傳統風潮下產生的中共,雖然自稱「走到民間」但在藝術審美方 面並不如想像中充滿民粹主義的味道。不過,中共所推展的劇運最後向傳 統式靠攏,並且重新喚起戲劇的「儀式性」功用,所以在狹義的目標上可以 有效對農民動員與教化,廣義上則是政治文化的認同的象徵,到了國共內戰 期間,中共得助於救亡所激發的民族主義與這股表面的民粹主義,成功建立 政權。本文分七章,第一章前言,第二章處理劇運的推展,第三章探討話劇 的功用與流變,第四章檢討京劇在延安的象徵意義,第五章以秧歌為主,處 理中共如何改造民間文化, 第六章從農民立場探討戲劇的作用,第七章結 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