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本論文以1939年至1944年間，殖民地臺灣相對密集出版的「中國古典小說日譯作品」作為研究對象。由於日語理解人口成長，日語讀書市場逐漸成熟，文化界興起「支那興趣」，加上戰爭期出版統制導致的「助力」，為出版業提供相對有利的條件。偶發的刺激是吉川英治的《三國志》，促使黃得時著手譯寫並連載《水滸傳》。 這股風潮最先是發生在晚報版面，接續的是單行本的出版與雜誌連載。雖然是處於同一股風潮，貌似都為了中日交流來譯寫。但是每一位譯寫者的動機並不一致。以對於讀者大眾的認知作為區分標準，第三章討論「為了喚醒勞苦大眾」的楊逵，第四章則分析「為了滿足消費大眾」的江肖梅。 就楊逵譯寫《三國志物語》及經營盛興出版部「臺灣文庫」，可以看到他仍然是延續日中戰爭爆發前的文化實踐，朝提升大眾文學內涵、提升臺灣文化的夢想前進。 就江肖梅譯寫《諸葛孔明》及主編《臺灣藝術》，則刻意走綜合雜誌的風格，雖然主要目的是搶攻讀書市場，卻也有提升整體臺灣文化的意義。特別是在戰後初期語言轉換的過渡期，反而適時填補日文圖書供應不足的空檔，更彰顯其文化意義。 「翻譯」對於臺灣文學的發展的代表什麼意義，至少有三個層次：1.首先是適應印刷資本主義的遊戲規則。2.但是隨著時局愈趨緊張，越來越強調翻譯的政治性。「翻譯」逐漸被視為是可以介入大東亞共榮圈的方式。3.1945年之後，更重要的意義是翻譯了臺灣的特殊性，提醒粗糙的國語政策，切莫忽略了（前）殖民地臺灣的特殊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