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摘要 本文共分五章，第一章共分四小節，第一節為前言，說明寫作的動機；第二節為前人研究成果概述；第三節則揭示研究方法和價值；第四節則欲界定在龐大的「地域」命題下在中國文學史上所選擇的切入點──民歌、地域及文人三者的名詞解釋：民歌不但與文學的發展淵源頗深，且由於產生在民間，也具有濃的地方色彩；在本文中地域的界定並非著眼在實際的地理位置而是作家和讀者聯手締造的心靈座標。第二、三、四章是本文論點的展開：第二章一開始，第一節首先要談的是民歌與地域之間的關連性，由對「風」字的定義入手，來證成民歌的特質之一便是具備了地域特色。第二節，我們要回顧中國文人對「地域」這個議題的思考向度，自然環境和人文之間的關係如何在傳統天人合一的哲學思維影響下導向一種地理決定論。第三節則欲在文學論述出現的地理決定論做一歷史的溯源和考察，我們所要觀察的是在歷代文論中出現此種語氣脤絡的例證，同時也指出這種忽略了人的主動性的決定論是有其缺失的；第四節談文本中的地理空間，試圖從另一個面相來探究自然環境在詩歌中的影響效度，這也就牽涉到抒情空間的展示和地域文化的想像。第三章的主題是在中國歷史遞嬗下，由政治力的介入為起點，文化「中心化」的過程。文人階層中以文言為主的文字書寫建立起士大夫傳統下的雅文化，讓文學版圖上也有著「大一統」的傾向，而其構成的內容是以確認「邊緣」的方式來界定的。第一節，欲說明從文學源頭《詩經》以來的采詩之說雖源於地域，但是在蒐集到成書的過程中已經有齊一化的轉譯，後世經學傳統成立後更成為一個準則；第二節，敘述一組本為音樂批評的術語：「雅」與「鄭」之意涵。這組對立的名詞所呈現的意義為以「雅正」文化中心為立足點所對應地域的、個別和異端的。由「雅」和鄭、衛一樣本為諸國所在地之地名，在歷史的發展過程中逐漸提高到成為一文化上的規範。第三節的重點是談采詩在先秦是一理想的政治文化藍圖，但在漢時正式成為一常設的制度，也就是樂府。樂府所收民歌除了受到君主喜尚的左右外，其由上至下、綱張目舉的蒐羅更讓政治對文化的型塑深入地方。在這種情形風土民俗的部分就被忽略了；第四節回到文人身上，「文人」在秦漢時仍不離「士」的範圍，西漢以來察舉和徵辟制度讓一部分文人由鄉里選拔到中央任官，這些文人便成為地方的模範。東漢末年以後，世族豪門在政權分裂中崛起，據地而為王侯的士族自矜於家世邑里，在南北政治分立的情況下尤為劇烈──對文化的判定正等於政權的正統性之確立，故文人們對鄉土的看法也摻雜了許多外緣的因素。魏晉以降，貴族文士對雅文化的推重和南朝樂府流行的通俗地方性歌曲正形成了可玩味的對照，說明文人在特定政經環境下對文學的正統中心和通俗地方性的掙扎。第四章所參照的歷史條件是經濟力。第一節由吳歌西曲來談城市的發展產生了新的讀者群，於是也有了因應區域的新文本出現。這類文本背後所依憑的是對周遭環境新的觀照。第二節藉竹枝詞的流變探討屬於書寫記錄下邊緣的地區：起初是因為流放文人的介入而使本土的文化生態發生變化──貶謫文人身兼中心文化的傳播著和政治權力中被排擠的弱勢兩種不同的特質，他們對邊緣地域的觀察往往也不能脫出這種主觀因素。第三節，由兩種選集的編輯來看文人對地域文學傳統的建構：一是從正統雅文化裡為地域找尋所屬的歷史，表現在地方藝文志的編選體例中；另一方面則蒐集地方民歌以求文化的根源，由宋以降對地方謠諺記錄之興盛可見一斑。這可以證明文人亟欲認同「中心」之外的鄉土，故前者向既成的文學典範同化，在通行的準則中建立區域的傳統來類比；後者則發現了差異，民歌在區域中的特色是足以成就不同的文化特徵的。在最後一章結論中，我們可以從一位明代的文人──楊慎的小傳中了解到文人對地域觀念的生成中典型的思路。由明中葉的楊慎到近代的魯迅，我們都看到一種對故里的眷戀──著手於鄉邦文獻的整理蒐集，都是想藉由保存來證明（或抗拒）一種傳統──不同於主流的，屬於地域和個人的傳統。故在中國文學裡，文學和地域的關係其實就是文人與鄉土之間的關係。文人們在歷史的縱深上構築以空間為主的方志文學淵源；在處身的當時又頻頻與地方民間互動以成就其獨特性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