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朝代的興起往往比衰亡受到重視，第一個全面入主中國的征服王朝也不例外。元朝晚期佔整個元代三分之一強，政府的腐敗導致地方叛亂或所謂階級鬥爭加劇的印象深植人心，但是此一過於簡化的理由卻不是元朝滅亡的深層答案，為了解蒙元末代朝廷究竟遭遇了何種政治難題，以致坐視南方叛亂日益擴大，終致不可收拾的地步，就必須針對順帝朝政治上的變化進行考述。元朝的政治與漢族王朝大體上出現了一些類似的現象，例如派系鬥爭、權臣秉政，但是類似的現象背後卻蘊含不一樣的政治意義。元代晚期由於背負著末代的罪惡，上有政治紛擾，下有民眾反叛，所以將原本值得重視的議題掩蓋。簡單的說，本文試圖去探究不合理的施政背後的合理原因。這並不純粹是歷史的同情感作祟，而是元朝統治本身所透露出的獨特訊息吸引人去了解它統治失敗的原因，其中牽涉到深刻的文化問題，而文化的接觸、融合、衝突等過程，實為歷史研究中最吸引人的一環。Dardess教授曾對元朝晚期的政治文化問題，提出了引人注目卻頗受爭議的論旨，無形中也提供了此一課題進一步探討的空間。本文的重點在於探討元統元年（1333）到至正廿八年（1368）之間的主要政爭之性質，以及因政爭所衍生的問題，從而顯現政治紛亂的根本原因。政爭的問題在中國傳統王朝中並不罕見，原因不外意識型態的差異或者權力的爭奪，但是在征服王朝的統治下，爭議內涵較漢族王朝複雜許多。漢族王朝立國施政皆是以廣義的儒家政治思想為基準，但是征服王朝除了受到漢地政治文化影響之外，也往往受限於自身民族的傳統，因而使政治問題蒙上族群色彩。以至正十四年脫脫正式下臺為分界點，在此之前，政爭的主軸圍繞著意識型態而進行，牽涉到漢法與蒙古法的鬥爭，雖然其中又夾雜理財爭議，但是理財問題實衍生於漢法與蒙古法的拉鋸戰中，並不構成政爭的主幹。關於元朝的儒化問題，在脫脫主政下，確實有一連串的強化儒治政策，其中尤其是三史的修撰更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它宣告了元朝與漢族王朝歷史鎖鏈的連接。因此Dardess教授認為脫脫主政以後，儒家思想成為政府施政的最高準則，意即其政權性質已經儒化。就蒙元本身的政治發展來說，針對至正元年到十四年這一段被視為儒治大盛的時期，以中書省用人的族群背景來說，大致上與張帆教授所統計的整個元朝中書省用人比例相近，漢人、南人大多維持在三成上下，而且南人幾乎無法進入中書省任職，只有在元朝滅亡前夕有江西人危素擔任參政之例。中書省雖然不能完全代表蒙元朝廷官員族群背景的概況，但是由於中書省職權之要足以成為指標，顯示漢人、南人在元代政治上的影響力。另外科舉出身是培養儒臣的最主要管道之一，但是即使是脫脫更化，也只是恢復了科舉，而非擴大了科舉。總之，脫脫的更化在元朝儒治史上具有重要意義，但是卻不足以對元朝的政權本質產生根本性的影響，Dardess教授實高估了元晚期的儒化程度。至正十四年以後，政爭的議題主要為軍閥干政與皇位爭奪，此兩大政爭使至正後期的政治情況更為嚴苛，它主要牽涉到政治權力的糾葛。值得一提的是，在至正十年到廿年之間，在軍事上依靠著幾位傑出的將領，一度頗有軍事中興的氣象，但是隨著皇位爭奪與軍閥利益交疊之後，軍事中興的成果也隨之煙消雲散。元朝軍事不振的關鍵在於察罕帖木兒的早逝，使蒙元失去兼具軍事實力及政治聲望的支柱，最重要的是，察罕帖木兒具備高明的政治手腕，故能自免於中央局勢的牽制。綜觀全文，可以對蒙元滅亡的原因作出以下的結論，意識型態的紛爭是元朝國祚不永的遠因，而權力爭奪則促成晚期政治的癱瘓，這並非是征服王朝的宿命，因為同樣的紛爭也會發生在漢族王朝身上，但是征服王朝的特質卻促使政爭局勢變的更為嚴苛。最後關於農民起義的原因，早期皆認為是族群問題，元史前輩蒙思明教授則提出以經濟為主軸的階級鬥爭才是引發農民起義的真正原因。從元代晚期政爭的本質來看，亂源在於文化差異，而文化差異難以弭平是因為族群猜忌，當時人陶宗儀、葉子奇等也承認元朝滅亡的根本原因在於族群區隔，因此嚴格說來，民眾當然是因為生計艱困才會鋌而走險，但是促使叛亂情勢難以收拾，主要在於朝廷陷於政爭，無法騰手妥善處理地方叛亂。所以就中央的角度來看，族群問題雖非農民起義的導火線，卻是導致叛亂坐大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