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台灣都市「高地價」與「低品質」並存的獨特現實乃是理性計畫下的後果。戰後 的規劃者相較於日本殖民者，更缺乏預見未來可能問題及預作防範的前瞻眼光。 作為構想社會集體未來藍圖的都市計畫，在戰後台灣的實踐中，弔詭地遠遠落後 於現實需求之後。戰後的國家及其規劃專業者缺乏經濟富裕後對於生活品質經營 的意識。此正是台灣都市發展經驗的特異之處。 台灣都市高密度發展是「非都市土地限制供給」與「都市用地需求認定偏低」二 者共同促成的結果。戰後都市用地需求標準的釐訂過程中，國內專業社群擁有極 高的自主性，他們主動拒絕西方設計標準與美國顧問建議。專業規劃者所信服、 關切的價值，亦即盡可能保護農地與壓抑不具生產性功能的都市生活用地是促成 台灣戰後都市惡質環境更重要的原因。 農地農用意識形態於五○年代便已具體成型，此時保護農地的意識來自於對國防 安全、糧食匱乏與農業經濟崩潰的戒慎恐懼。這是隨國民黨政府來台整個統治世 代，基於長年貧窮、戰亂的歷史生活經驗，養成對於生命存續與集體安全的高度 關切與危機感。六○年代起，影響都市用地需求認定的因素，除了已經普遍存在 於當時「盡可能保護農地」的價值關切之外，更有對於伴隨工業化而來，但不具 生產性的都市生活用地侵佔農田的焦慮。農工用地爭議事件直接或間接地促成規 劃專業社群對於區域計畫規劃視野的改變，以及該社群對於合理都市密度意見的 轉向。早在農業部門施壓之前，規劃專業者便從計畫上放棄主張更大都市用地範 圍的企圖，並主動限制都市擴張並維護農地。然而重新釐訂土地使用規劃標準並 未成為當時專業社群內視為應當認真思量、考慮甚至進行辯論的議題。大幅提高 規劃密度標準乃是整個社群彼此默會、相互同意下自然而然發展的結果。 台灣的都市專業社群並不若過去研究所言，無視於台灣社會的獨特性。相對的， 他們長期堅守「地狹人稠」、「高密度及居偏好」這二個建立於「農地農用意識形 態」對台灣社會所產生的刻板認識與迷思，拒絕採納一般基於規劃理論與規劃實 務提煉出的用地需求標準。 高密度未必直接導致低品質的都市環境，農地農用意識形態僅能解釋台灣都市內 地價高昂的現象，但無法充分說明台灣高地價與低品質同時並存的獨特現象。當 年國內的規劃社群除了堅持高密度規劃之外，同樣無視於外籍顧問對於高密度規 劃下管控建築密度必要性的建議。戰後直到九○年代以前，主導台灣都市計畫部 門的規劃者，絕大多數是經歷戰亂與貧窮的世代。長期經濟匱乏與缺乏安定的生 活經驗，使得他們傾向滿足於較低標準的都市環境。早年貧困的生活經驗，使得 規劃專業者對於環境品質內涵的認知貧乏，對於何為維護都市生活品質不可讓渡 的設施需求，其認定也相對偏低。都市高地價與低品質並存的現象，顯示這是台 灣快跑奔向新社會之際，還來不及脫去舊時代僅重視生產、追求溫飽、壓抑消費 與輕忽質感的生活態度使然。這些作為專業者的社會精英，他們對於台灣集體未 來的想像，仍受到過去舊傳統與特定歷史經驗磨塑的世界觀所侷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