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改革開放，為目前的中國大陸經濟的迅速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但在締造引人注目之經濟成績的同時，工人的勞動條件卻日益惡化，勞動爭議事件亦持續的不斷增長。為維持統治的正當性，國家除了近年陸續出臺許多保護工人的政策外，也持續性地透過加強勞動領域的法制化建設，以提高勞資爭議解決制度化的程度、降低各種影響社會穩定的抗爭數量。 然而，由於在政策執行層面，中國大陸始終存在著「中央國家」與「地方國家」的問題，地方政府往往基於各自地方利益而選擇性地執行中央所出臺的政策，致使其政策美意大打折扣、工人權利的保障受限；同時，在發展型地方主義的作用下，地方政府選擇性執行中央政策之誘因則受到更進一步的增強。因此，普遍建立在剝削民工的基礎上之快速發展的沿海地區，除企業壓低工資外，對應具有的勞動保護與社會保險不是沒有提供，便是給予之待遇甚低，而政府對此亦往往持消極、低度監管之態度。其次，由於黨國對於工人橫向連結的恐懼，因此在工會的設置上，刻意忽視「產業工會」，而以依據行政區域劃分的地區性工會為主，同時強調以同級黨委之領導。故即便中央出臺與集體協商相關之法規，依然僅鼓勵企業層次之協商。 但與經驗及理論預期有所相反的是，同樣具有此類傾向的浙江X鎮之羊毛衫行業卻在2003年已建立起近年來中央欲行卻始終難以落實之由勞資政三方共同參與之行業層次的工資集體協商。中央與地方皆為此發起仿效與學習之風。不過，作者透過與異地同業之P鎮的研究比較後，發現該項制度的建立存在著特定的時空與行業條件，同時也可藉此觀察到由產銷模式和商品特質等所構成之生產體制與勞動體制間極為緊密的鑲嵌關係。換言之，若不論行業特殊性而欲廣推之，同時又不允許工人之廣泛性參與，其結果勢必淪為既有印象中僅具一紙空文的行業協議般，既無法解決實際問題，同時又受到相關利益者之責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