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本文首先對隘制與屯制進行歷史性的回顧，得知此二種制度並非清廷為統治臺灣而草創的，反倒是一套延續自中國封建帝國對邊陲社會少數民族的統治政策；而從清廷官員對臺民番政策的想法，也了解多是採借中國邊疆政策的成功經驗。在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因應林爽文事件的刺激而宣佈「屯番」制以後，官方賦予隘、屯制為一套民番統治與軍事治安防衛上的意義，官方力量欲藉此往民番邊界推進。然而，這其實是清廷對邊陲地區土地開墾的一種權宜之計，將地方治安交由隘與屯丁來負責，其口糧薪餉也幾乎交由地方墾戶首來管理，形成帝國—亞官僚體系—人民三者間的緊密互動。這一邊區的開墾模式，雖然造成隘、屯的防守界線隨拓墾的步伐而不斷更動，然如此不穩定的生活，卻也因界外土地充滿無限「生機」與「商機」，仍然吸納大量人口前來，使得北臺的墾殖事業非倚賴隘制而不可行。 本文在時間上則特別強調清末劉銘傳「開山撫番」政策對隘制所產生的影響，並藉此進一步認識隘丁在職業身分上的轉變。由於金廣福不僅是一個土地拓墾組織，更是一個地方軍事治安體系。所以透過北埔姜家對光緒十二年（1886）裁隘政策的反應，除可突顯官府與地方在界外經濟利益上的衝突逐漸激化外；同時，更可藉由金廣福動員隘丁的真實案例，了解一旦隘丁變為隘勇後，對舊有隘墾社會的影響。 而無論歷經多少制度層面的調整，對地方社會來說，隘丁、隘勇都是實際負責出守防番的武力，所以討論民番政策時，自然無法忽略此職業特質究竟會使他們如何過生活的問題。本文則運用日治時期的戶籍資料，結合相關歷史文獻，以隘丁（隘勇）的真實生存狀況來印證制度，進一步建構十九世紀末北臺隘制下隘墾社會的真實圖像。關鍵字：金廣福墾隘、北埔、隘丁、隘勇、日治時期戶籍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