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中 文 摘 要本文以台灣電力公司為案例，透過深度訪談與歷史資料，研究台灣國營事業生產體制的歷史變遷，分析造成此一變遷的制度性因素。本文整合了「侍從主義取向」與「官僚體系取向」的研究，認為影響國營事業生產體制的制度性因素有四：第一，國有化之前的歷史條件，第二，中央計畫經濟的型態，第三，政黨侍從主義對工廠的滲透與干預，第四，福利國家的制度設計。透過與匈牙利、中國國營事業工廠研究的比較，作者認為台灣戰後的國營事業，近似於中國的「新傳統主義」。在個案研究的部份，本文將台灣國營事業生產體制的變遷分為三個時期：1950年代中期以前，日本殖民主義影響下，國營工廠體制的特質是制度化的族群歧視與師徒體制。1950年代中期到1980年代中期，由於國民黨產業黨部的滲透，與國營工人享有優厚的社會福利下，台灣的國營事業近似於中國的「新傳統主義」體制。第三個時期，則是1980年代中期開始，台灣威權體制自由化、民主化影響下的勞動過程轉型期。殖民時期台灣國營事業中基層工人的師徒體制，與戰後政黨侍從主義的介入，形成兩種「政治模式」的聯屬，政黨侍從主義的干預實現了黨國的政治動員目標，但削弱了勞動過程的穩定，師徒體制有助於勞動過程的穩定，卻削弱黨國對工人的控制。台灣的「新傳統主義」是黨國與工頭之間的權力平衡，國營事業的生產體制，因此總是在生產目標與政治目標之間，猶疑不定。在1980年代中期之後，威權體制民主化削弱了政黨侍從主義，也刺激了自主工會運動的興起，以基層工頭為主的自主工會，展開了與產業黨部的長期對峙，這是新傳統主義內部矛盾的展現，同時也導致新管理方式的引進。最後，本文透過個案的資料，對於勞動過程研究的「共識」此一概念有所反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