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本文以殖民現代性的視野，透過棒球在台灣的傳布與發展的歷史研究，分析台灣「現代化」過程中人們形塑其文化認同的方式、侷限與可能性。研究方法包括歷史文獻、焦點訪談和問卷調查等方法。棒球在日殖時期由日本人傳入台灣之初，與當時的台灣住民建立「秀異」關係。後來日本人在學校和業餘社團廣泛推行棒球運動，使台灣社會、文化和身體「同化」為日本文化的整合部份。此時棒球場域的認同形塑也體現了台灣人對抗日本人或╱和崇愛日本人的矛盾情緒。戰後棒球成為台灣深烙日殖痕跡的民間文化，它在1970年代的興盛正好填補了台灣在1960年代後期到整個1970年代外交困境中尋求認同的需要。1970年代的「世界冠軍景觀」和當時政權的正當性危機互相支撐。以民族主義敘事為統合的台灣棒球，也動態地體現了國家機器和民間社會之間的諸多矛盾和妥協。1990年代之後，台灣棒球的高度商業化、全球化使其和美國、日本等職棒場域加速扣連，卻體現了台灣棒球場域在棒球世界體系中的半邊陲位置。這種客觀位置的關係也體現在本地球迷消費台灣和美、日職棒等跨國商品的文化實作，體現在本地球迷認同的自滿與自卑。台灣棒球中人們的認同形塑總是由當時社會條件所召喚和決定，它的侷限在於這種「影子認同」的消極性。在日殖時期、1970年代和1990年代的台灣棒球場域，人們並非透過與他者綿密交往、理解、自省等來形塑其認同。這種「影子認同」易被收編於現代性國族主義和資本主義系統的敘事，或對他者產生誤認的文化想像和認同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