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本文主要試圖探討一九八○以試管嬰兒為主的生殖科技引進台灣後，究竟透過何種方式生殖科技在台灣展開其發展、建構。全文分成三個部份處理，第一個部份，分析生殖科技得以進入台灣的可能因素，第二個部份，透過論述的觀察，了解這些論述在台灣生殖科技的建構中如何被形成，扮演怎樣的角色，第三部份，則實際透過幾個「不孕」個案，了解在今日有生殖科技的環境下，他們如何自覺自己是一個「不孕者」，又透過何種方式求子。透過本文的研究發現，「不孕」問題在當代，不斷地被強化，而使得「不孕」本身亦充滿其被建構性，而追究其癥結，在於生殖科技解決了「不孕者」求子的想法，但是卻沒有解決「不孕」問題的文化因素，因此，透過目前我們看到各式各樣相關的生殖科技論述，「不孕者」其實是社會中一個特殊的族群，人人都害怕淪入其中，而在其中的「不孕者」也希望能透過各式各樣的方式「生下」「自己」的小孩，因此，透過生殖科技的建構，「舊有的不孕者」不但沒有因此消失，反而因論述及其他因子的影響，產生更多害怕「不孕」、並且希望透過生殖科技幫忙求子的「新不孕者」。所以，本文認為，要徹底解決台灣目前的「不孕」問題，唯有將問題的論述權，還給真正的「不孕者」，由不孕者透過他們彼此的串連爭辯來更同塑造這個問題的真正解答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