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科學技術在現代生活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而二次大戰後，軍事、工業、科技研究三者之日趨高度整合，及科技發展對社會的衝擊，實已標幟了一種新文化狀態的產生。因此實有必要對科技文化做全面的研究。做為第三世界國家的台灣被編列在世界分工體系下，加上國府的統治狀態，其工業以中小企業為主然而只是先進國之夕陽工業的接收站，故難與先進國做科技競爭。而國府欲藉科技升級來帶動經濟成長，以維持威權統治的基礎，只得以政府有限的資源擔負起科技研究。因此，欲瞭解台灣的科技發展，首先要從台灣科技政策著手。本文以台灣科技政策的歷史發展為經，以科學社會學及組織社會學為緯，以各時期台灣政治、經濟處境、政治精英及學術精英的科學觀、科技機構組織、及科技政策內涵等面向，來瞭解做為第三世界國家的台灣是如何地發展科技，及為何如此做，進一步可瞭解台灣科技政策具有怎樣的性格和其變遷機制，最後則發揭出國府統治台灣是在什麼論述狀態，及其各種宣稱背後的意義。綜觀台灣科技政策的歷史，可以看出，威權主義統治需要經櫅成長為支持，故國府輒以「技術引進」以求速效，壓抑了「政府基礎」路線而未求二者之整合，亦未先檢查台灣處於國際分類體系下是被編列在什麼結構下，扮演什麼角色，如此，將難以「突破」或「生根」。由蔣介石手訂科導會「要務」、因蔣經國大力興起而見之科導會精簡及「軍經貿」路線的開展，及「八大重點科技」的制定過程等觀之，正式組織、會議或為抬面上之裝飾，或為用來合法化的代言工具，事實上是「強人家長」相當程度地左右了台灣科技政策的走向。就國府如何政治性地利用「科學」，則可見國府對科學的推動乃是最後指向對其統治有利的方向。最後，「科學」一直為國府符號性，工具性地利用，一直停留在「用」的層次，而未曾被視為一文化系統來重視，值得再深入研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