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進入新中國時期，周作人（1885-1967）以翻譯維生，並堅持著述長達18年。但因為被視為「漢奸」的敏感身分，在現當代文學史上隱而不顯，晚年著述尤其受到漠視。本論文以周作人晚期（1949-1967）的三類作品：報刊隨筆、關涉魯迅的文章與自敘傳為主要探討對象，企圖重構一個「個人主義的人間本位主義」知識分子的面貌，補充當代文學史遺落的拼圖。全文先以周作人的報刊隨筆為對象，理解他如何在禁錮的時代中，持續以隨筆發聲。他延續早年思想，發展為一種邊緣論述，進而反思當代思潮。其次是關涉魯迅的文章，周作人早在魯迅逝世後，即開始反對當時神化魯迅的現象。新中國時期周作人卻自己寫起談魯文章，本文特拉進周建人對魯迅的敘述以為對照，探究兩人在當代解構╱建構魯迅的相異之處，進而挖掘周作人如何藉魯迅發聲。最後探討周作人的自敘傳《知堂回想錄》，分別從「文」、「史」及「思」的角度觀之，剖析自敘傳的文體寓意，以及他如何建構時代與自我的歷史，在歷史敘述中所隱藏的思想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