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一九四一年九月周金波在《文藝台灣》上發表＜志願兵＞，是強烈反映時代背景的。一九三七年中日戰爭發生後，在台灣開始進行皇民化運動、組成皇民奉公會，統治者準備使本島人參戰。一九四一年六月決定志願兵制度施行，開闢本島青年作為士兵赴戰地之途徑。同時，對日據下的本島人而言，這制度具有重大的意義；成為志願兵的事情使本島青年滿足自我表現慾，以及使他們認為一種出人頭地的手段，或者使有識階級認為由於志願兵制度施行得到與內地人同等的權利。統治者利用這樣心情高漲志願兵熱，而逼迫青年志願當兵。 因此可以說，周金波＜志願兵＞是必然產生的作品，並且可以說是一篇附和統治者的作品。但是，作品懷著另外的問題。志願兵制度就是針對本島青年的制度，青年的作者必須直接面對這制度，作者這樣的立場影響到他的寫作態度。＜志願兵＞與其他描寫志願兵的創作比較，即呈現它的特色。＜志願兵＞是決定志願兵制度後立即發表、直接以制度為題的。此外，作品顯示作者對局勢敏感的態度、作者敏銳的觀察力以及作者的焦躁。 作者設計了三個登場人物－高進六、張明貴、敘述者“我”。高進六是統治者的化身，不以思考地嚮往皇民，以血書表明志願當兵。張明貴則是個性細膩、懷著孤獨的知識青年。明貴因為批判意識不明確，所以有著矛盾而痛苦。明貴最後決定走向皇民化，表示歸終於日據下的台灣，而解除自己的痛苦。 然而，透過“我”的描繪表露出作者對明貴的執著。作者描寫“我”的無力，同時作者偶爾超越“我”敘述明貴的感情。可見作者不信“我”，同情明貴的困境。而且，明貴與“我”都是作者的影子。＜志願兵＞表現出，作者是在日據下有著矛盾而痛苦的一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