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摘要本論文主要藉由戰後台灣重要現代小說家七等生，其充滿個人主義色彩、毀譽交加的文學現代性特質，說明國家想像與現代主義文學的關係。「七等生文學現象」指其特有的不受文學邏輯拘束，以內省凝視、抽象獨白，充滿自傳性色彩的「自我書寫」所開創的自由即興創作風格 。此一風格可以七等生一句「不完整就是我的本質」加以概括，而又以引起最多爭議的作品＜我愛黑眼珠＞＜來到小鎮的亞茲別＞為代表。本文除指出其「自我書寫」的作品風格，即＜我愛黑眼珠＞＜我愛黑眼珠續記＞中充滿「震驚」「超現實」「非常的日常」的城市現代性經驗外，並進一步說明七等生「自我書寫」中「自我」崩解的可能，而這正反映出「七等生文學現象」值得注意的，作為「台灣五、六0年代現代主義文學」癥候代表的意義。其次，透過七等生如何參與及離開對後來「鄉土文學運動」影響深遠的《文學季刊》，以及其在《文學季刊》期間與重要文學家陳映真的互動，本文除進一步觀察誕生於六0年代中期的《文學季刊》的面貌，也試圖深入說明七等生由代表現實主義意涵的《文學季刊》而非現代主義意涵的《現代文學》雜誌進入文壇，又和《文學季刊》因理念不合而分開，正象徵著他的多重邊緣性質；而其與陳映真所代表的「現代主體」啟蒙價值的齟齬，正如其「下層知識份子」出身的性質，某種程度而言也是「台灣」國族命運的象徵。在此意義下，七等生「隱遁者」的堅持，及開拓出來的破碎獨白的寓言形式，正可作為觀察台灣現代主義文學與國家想像關係的主要切入點，七等生文學造成的多元詮釋爭議面貌，也是作為觀察台灣文學場域變遷中變與不變現象的重要依據。另外擴大此一聚焦於七等生為主的文學現象，筆者將發生在五、六0年代，以「現代詩運動」為核心的文學討論視為台灣現代主義文學追尋「文字鍊金術」的文化儀典，而發生在七0年代中期，以「鄉土文學論戰」為核心的現實討論則是另一場回歸現實的文化儀典。特別是經由「鄉土文學論戰」的儀典，文學場中潛在的不同主體位置開始出現發聲，現代主義文學也才開始步上更為開闊的發展，逐漸地確立了各自的主體性。筆者用「以『現代詩運動』為核心的文學討論」和「以『鄉土文學論戰』為核心的現實變化」，主要在強調「現代詩運動」和「鄉土文學論戰」各具有其不同的主體意識和後續相關效應。以拉康的話來說，戰後「現代詩運動」是台灣文學作為一現代體制的一－想像自我的確立，而「鄉土文學論戰」則讓台灣文學場由想像界進入了象徵界，以從一想像的主體過渡到真實的主體。然而，因為七等生的創作中特有的「形式的旋起旋滅」，其形式與意識型態處身於由浪漫到現代的邊緣地帶，既挑戰了文化場父法，也挑戰了文學場的父法，尤其受限於台灣的國族主體未定，文學場域也充滿多種勢力交鋒、資本結盟，因此，就像現代主義文學被劉紀蕙視為一種抗拒被國家想像「整體化吸納」的現代性特質，一種「變異」「perverted」「非常為」的「負面書寫」，七等生的文學現象也說明了這種「負面書寫」的特質，散落在各種主體與其象徵界關係的邊緣地帶，銘刻著差異的語言。而如果把戰前重要的現代派作家翁鬧和和七等生二人相較，可以發現他們雖然一樣都充滿個人主義色彩，但其反映的個人主義與現實（在本文以國家為最終意指）的關係卻並不相侔，翁鬧表面上企求純粹個人主義的訴求背後是更為憂患的焦慮，而七等生則相對顯得自由許多，這應與戰前台灣人的被殖民身份及戰後兩次政治肅清使台灣知識份子普遍患上的政治冷感症有關，經由簡要的對比，筆者希望進一步揭示，個人雖然絕不可能從現實逸出，但從七等生對集體制的敏銳反抗，以及對創作開拓出的精神上的自由，卻預示了九0年代以後各種思潮（寫實、現代、後結構、後殖民）、各種族群、階級、性別，「民間性」的多元潛能與論述，說明台灣眾聲喧嘩背後來自民間強韌生命力的可能──在這個意義上，這是一種接近「後現代」式的反叛，即將後現代主義視為現代思潮之否定性的極致，具有新生的而非死滅的意義。本文基本上將七等生創作視為班雅明所說的，以「抒情詩」為本質的創作者，象徵著現代文明「廢墟」中的現代詩人對現代性城市經驗悲觀但救贖的「寓言」──因歷史只能成為石化地景的性質而終只剩下非有機的形式──「斷片」，無力散發任何意義，只能以重複與獨白完成其投入與厭倦經常互換的永恆的追尋。然而在具體的文化場域之中，這不免流於「虛無」「頹廢」的批判，尤其在文學場域中創作者以創作爭取象徵資本的競爭，往往透過文化的資本分布變形為可感之差異與區辨特性的系統，甚而「成為象徵(正當)資本的分布，成為受到誤認的客觀真實」，筆者挑出1936年去討論在《台灣文藝》《台灣新文學》時的翁鬧，以及以1966《文學季刊》前五期去討論七等生，即希望透過更具體的物質性細節去說明「歷史」「意義」究竟經由什麼樣二度化的「誤認儀式」而發生，正確地說，本文正要詮釋「七等生」之被誤解是怎麼產生的，「現代主義」在過去台灣之被誤解，又是怎麼產生的。而將「現代詩論戰」和「鄉土文學論戰」視為台灣文學場由鏡像到象徵，由象徵到真實界的兩次文化儀典，也是基於以上的理由。台灣文學的主體性經由這兩場儀式的洗禮終於得到初步的完成。筆者強調時間點的挑定是讓歷時性問題得以共時討論的基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