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本論文以大陸當代女作家林白的小說為分析對象，藉由探究林白在不同階段創作小說所採取的敘事策略之衍變，期望能達成兩方面的目標：其一，針對林白自八十年代後期迄今的小說創作過程，進行整體性的系統化梳裡，從而匯整出林白小說的個人特色所在；其二，大陸方面的文學評論家一致公認林白是九十年代女性寫作的代表作家，因此在析述林白創作特色的同時，可以進一步追問林白對大陸當代女性寫作產生何種影響，由此也更能清晰明確地定位林白的文學實踐所具備的重要價值。 林白能在九十年代備受女性主義文學評論家讚賞，與大陸當代社會經濟結構發生大幅變動密切相關。文革結束後大陸實施改革開放政策，市場經濟逐漸取代計畫經濟，連帶在政治及文化層面上也產生波動，原先佔主導地位的集體意識形態漸趨鬆綁、崩解，多元化的聲音方得出現。正是在此一背景上，湧現出重新重視個人作為言說主體的文學浪潮，文學不再是為政治所獨攬的宣傳工具，而真正成為作家自由表述個人思想的媒介。與此同時，自八十年代起，便已持續譯介西方女性主義文學理論，在九十年代發展成熟，許多女性學者已有佳績，並以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的觀點研究大陸女作家的創作系譜，「女性寫作」因此成唯一普遍被認知的文學現象，而九十年代女作家的文本更是她們密切關注的對象。在大陸社會轉型及西方女性主義文化思潮的合力作用下，林白的小說會在九十年代獲得極大重視也就勢所必然，可以說林白及其作品會活躍於九十年代文壇正是此二大座標交會的結果。 林白的重要性就在於，其作品一方面集中體現了女性主義文學理論所強調的女性意識，這一點是使九十年代女性寫作有別於此前各時期女性寫作的特殊面向，另一方面也與大陸九十年代個人主體性重新復甦的文學思潮相互呼應，林白更提出獨到的「個人化寫作」言論，主張她寫作是為了反抗主流敘事及男性敘事等集體意識形態的遮蔽，並自覺地從女性的個人化視角出發，忠實傳達最為切身的個人經驗，由此尋求她與外在世界的對話和溝通。由於林白的小說創作兼具「個人化寫作」及「女性寫作」的雙重訴求，更凸顯出她在大陸當代文壇中的獨特地位。而她所堅持的「個人化寫作」原則具體落實在小說中，便是一系列與「個人記憶」緊密聯繫的敘事策略。林白自承她是以「個人記憶」作為發揮想像的基本素材，並偏好以「回望」的姿態展開書寫，因此其前期小說（2000年以前）往往呈現出一些共同特徵，諸如使用女姓第一人稱敘述的自傳式體裁，採取後設小說有意混淆虛實界線的敘事手法，以及多篇小說（甚至是小說與散文之間）的互文性參照等。 綜觀林白的小說創作軌跡，《玻璃蟲》（2000年）以前的作品皆著重在描寫女性個人的生命成長歷程，細膩刻劃了女性在身心各方面的獨特體驗；而自《枕黃記》（2001年）以降，林白的創作視野及現實關懷由女性個人經驗轉向民間底層生活，連帶也造就了敘事策略上的諸多轉變，例如敘述語言的逐步精短化、敘事文體的多重跨越等。不過，「轉型」畢竟是一種循序漸進的演化過程，因此林白的小說必定會呈現出變與不變之間的銜接與變異，這也是本論文企圖探究的核心議題之一。值得注意的是，林白在新世紀初的創作轉型與文學市場機制的推動作用不無關聯，如《枕黃記》是中國青年出版社策劃的「走馬黃河」叢書之一，《萬物花開》、《婦女閑聊錄》更接連獲得華語文學傳媒大獎的青睞及肯定，由此直接促進二書在文學市場上的被接受程度。在此一看似風光出征的現象背後，隱含著文學作家與商業炒作之間曖昧難解的互動關係，致使林白的創作轉型是否已經獲得真正的成功仍有待商榷。儘管如此，對新世紀初的大陸女性寫作而言，林白確實走出了極具象徵意義的一步，先是有意識地建構女性自身的內在歷史，而後將女性個人的關懷視野擴及廣闊的當代社會生活，呈現出由內向外拓展對話空間的嘗試和努力。 一言以蔽之，林白的小說創作對「個人化寫作」及「女性寫作」二大範疇的實踐，形構出何種豐富多姿的樣貌？作家本身在敘事策略及現實關懷上的轉變，如何有所承接與突破？又，林白的文學實踐可能引導大陸當代女性寫作走上何種方向？這些問題皆是在分析林白的小說創作時，相當值得關注的重要面向，也是本論文企圖予以釐清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