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本文關心的是：台灣的公營事業規模龐大並且是威權統治的重要基礎，為 什麼國民黨政權會在1989年「主動地」開始推動民營化？影響著民營化力 量到底是什麼？民營化可能的結果又是什麼？作者追隨經濟社會學的取向 ，將台灣的民營化擺在威權體制轉型和尋求新經濟積累體制的脈絡下來考 察，並以電信事業推動民營化的經驗為個案，試圖回答上述問題。本文發 現，民營化決策的形成並非對自由經濟理念的實踐，而是威權轉型下權力 鬥爭的一方為了面對經濟困境、營造政治形象，草率提出的粗糙政策。無 論整體民營化的執行或電信事業的個案都顯示了：國家在一開始都仍想掌 控民營化後的事業。然而民營化一但推動，其它的力量就開始進入，包括 民間資本、外資、甚至社會的反應。這些力量在特定的時空下彙集，將影 響或改變國家的立場。因此作者建議，對民營化的解釋應避免落入單一的 經濟邏輯；對民營化的研究至少應同時考慮有沒有市場？國家放不放手？ 社會接不接受？等三個面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