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世界上的威權政體轉型伴隨的是威權執政黨的下台與政黨輪替。政治學者普遍認為，威權政黨的下台與政黨輪替是民主鞏固的重要過程。例如，O’Donnell、Mainwaring & Valenzuela （1992）提到民主轉型的兩個階段：第一次轉型是由威權解體到產生民選政府。第二次轉型則是由民主政府到建立民主體制。也就是「威權轉型期」與「民主鞏固期」。但台灣的國民黨似乎是威權政體轉型的一個特例，國民黨一直到2000年3月18日為止未曾下臺過，甚至520新政權上台後，是不是完全的政黨輪替仍有疑問。中華民國政體轉型的獨特之處，在於黨營事業的轉型，以靈活因應在野黨對黨營獨占壟斷的監督。同時為了在選舉動員的競爭壓力下，能確保外來的威權政體能繼續執政，李登輝選擇與本土的財團合作。在兩次中全會、三次內閣改組與兩次政黨分裂（新黨與郝柏村、林洋港）後，李登輝一方面確認黨內的獨霸地位，另一方面劉泰英以中華開發、黨營事業與親國民黨財團策略聯盟的方式，互相轉投資、互相持股，組成強有利的政商控股集團進行國民黨黨營事業的轉型，來達成外來威權政體的本土內生化。國民黨在威權政體轉型的過程中，如何一方面規避在野黨對黨營事業的道德性與合法性非難？另一方面又如何能透過黨營事業擴大國民黨延續政權的政治基礎、經濟基礎，以及社會基礎？也就是黨營事業轉型的過程中如何與國民黨因應政治民主化的轉型做配合以鞏固其政權的延續？究竟台灣的經濟發展過程中提供了怎樣的環境、資源、限制，讓國民黨得以在政治轉型中重塑和資本家的政商聯盟關係，從而有助其能在釋放最少利益下又得以政權鞏固？而這個支配性政黨體系和其所造成的結盟模式，又如何形塑了台灣的新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