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摘 要 本篇研究採文化比較的觀點，探討台灣社會階層的起源、分類（化）原則及社會階層繁衍的過程與機制。Willis指出「生產關係」是英國社會「人群分類」的起源，兩造對立的文化因之形成，學校教育再生了社會關係與對立文化，無能發揮型塑小團體成員崇尚抽象知識的力量，而小團體成員亦未能看穿物質結構的限制，是以社會階級結構得以生生不息。相形之下，台灣社會人群分類的起源並未直接座落在生產位置的差異上，而是鑲嵌在學校教育的歷程中。學校象徵性的文化環境展現型塑工農孩子主體的力量，亦即工農孩子經驗分數、名次、獎狀及文憑的意義，從而認知工作、知識及規範的意涵，並體認到抽象心智思維能力至上的邏輯。人我之間的分類來自這一系列的歷程，同時有了不同於生產位置的區別原則。然工農孩子卻落入「抽象心智思維」能力層級體系的下層位置。原因在於工農生產知識與學校知識各自蘊含特殊的屬性，一個是「感官技藝」的展現，另一個卻是建基在語彙構成的「思維」之上，工農孩子因而面臨學習環境斷裂的窘境，影響所及，包含個人心智思維發展的層次、能否汲取抽象知識的內容及學習的性情傾向等層面。其次是老師的教學以層級體系上層位置者為核心，逐步排除位居下層位置者；加上未能深化自我的教學品質，從而難以破除文化資本的不均等。再者，工人、農人及其孩子接受並內化了學校象徵性的文化環境，因而得以自我開放、爭取向上的流動，然內化的同時亦認同了分化歷程中結構性的不平等，是以難有相應的政治行動以尋求革新的可能性。由此看來，欲正視社會階層不平等的問題，必先反思這些面向，從而尋找可行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