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本文預計分為五章進行討論，除緒論及餘論外，論述重點主要呈現於二、三、四章中，欲以此來考察宋澤萊（1952--）小說創作歷程的階段性表現特徵與關懷重點，從而勾勒出一清晰的演變軌跡與時代圖像，再置諸台灣戰後社會政治變遷與知識份子心態轉變的脈絡裡，論述兩者之間互動、辯證的關係，為其小說做出初步評價的工作，以下為本文摘要。 七○年代初期，宋澤萊以現代主義小說步入文壇，他在＜審判＞以迄《惡靈》這些具自傳色彩的現代主義小說裡，透露的是他長期受到「宿疾」與「家庭影響」下，所培養出來的「厭世」而充滿著「宿命感」的人生觀。小說中第一人稱的主角人物「我」，這位年輕的小知識份子，無論如何努力掙扎，其命運只能是步入「死亡」與「毀滅」。宋澤萊在此把當時青年在時代與個人問題壓擠下的苦悶心理做了深刻描寫，透過現代主義技法（意識流、內心獨白、象徵），演練著「厭世者」種種起伏無端的心理狀態。大學畢業後的宋澤萊，終於有機會接觸到七○年代的「鄉土文學運動」，這促使他文學風格的轉變，回歸現實書寫的結果，使他邁入「鄉土寫實時期」。他很快地由他的成長經驗中領悟到：這個社會（如農村）中有許多人在承受著經濟成長下的苦果，這些人努力卻沒有得到應有的照顧，於是就促成他寫作「農民小說」的動機。宋澤萊的「打牛湳村」系列及《變遷牛眺灣》等農民小說，由於對當代農村問題深刻的觀察，再加上藝術技巧的成熟，他的農民小說以在文學史上留下無可忽視的地位。 然而，台灣社會潛藏的許多問題正隨著台灣與世界局勢的互動中逐漸顯露出來。一九七九年底的「美麗島事件」對宋澤萊的衝擊尤其巨大，這使他認清台灣社會問題的根源所在--國民黨的威權統治。如果不能促使統治機器進行改革，悲劇仍然會繼續發生，於是他在八○年代積極地提倡「政治文學」、「人權文學」，意圖對殘蠻的政權進行控訴，這使他的小說創作進入「政治小說時期」。 綜上所述，宋澤萊自七○年代以迄八○年代的小說歷程，實際上已很清晰地呈現出一位關懷鄉土、積極入世的台灣知識份子的意識轉折。文學在最初成為宋澤萊擺脫時代及個人夢魘的工具，這無疑地也是戒嚴體制與台灣特殊歷史壓擠下的結果，但最終宋澤萊還是回歸現實書寫，企圖為父老申冤與控訴，這種關注現實的意識轉變，堪稱七○年代知識份子的典型，也再次接上台灣文學優良的「抗議文學」傳統，記錄著台灣人在戰後的另一頁「殖民史」。至於八○年代關於國家認同問題的爭辯，雖在小說中顯出意識型態鬥爭的事實，然而亦可從關切台灣命運的角度來加以理解，如是，則宋澤萊立場堅定的激進之愛自有其令人動容之處，其政治小說之優點與缺點其實都可以自此找到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