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以往對於清代臺灣方志的研究都著重在其「史料價值」。與之有所不同的是，本文借用戴維斯討論史料的觀點，將史料的「敘事」因素視為解讀的關鍵，一旦將編纂「史料」的官員視為一種創作者之後，其創作出來的史料自然也就成為了或多或少帶有虛構性質的文本。然而正如筆者一再強調的，本文並不以證明清代臺灣方志書寫之虛構為目標，而是以體認到清代臺灣方志書寫之虛構為必然之後，以此為起點，進一步去探究方志編纂者如何展演出一套帝國文化邏輯？如何透過方志書寫收編臺灣？用什麼資源收編臺灣？如何將台灣視為一種資源，藉此去收編明遺民？如何在地圖的繪製上，與文字敘述相互呼應，共同地展現出清帝國所意圖看見的「臺灣」等等。筆者對於這些問題的回應都扣合在空間書寫這個主題上，於是，山川書寫與星野書寫討論的是自然空間的大一統收編意圖；祀典書寫與規制書寫回答的是有關人文空間的秩序植入情形；而有關地圖的分析，則是環繞著圖像再現中所涉及的政治性與帝國邏輯。 因此，在第二章中，筆者針對清代臺灣方志中有關星野、山川、封域之屬的篇章，進行討論。首先從大清三修《一統志》的作為談起，帶出清代方志的一統性，地方不是以地方本身而得以存在的，在方志書寫中，地方首先是以「作為大一統帝國之一部分」為前提而存在的。當對於星野或山川的描述以及相關的地理政治譬喻，能夠做為帝國的文化統治資本的話，那麼清代臺灣方志有關自然空間的描述，一方面呈現出清帝國的帝國視野，另一方面，居於其間作為動作者的編纂文人，在揣摩帝國統治者之心意時，也循著帝國文化發展出各種臺灣自然空間敘事，鬼魅的、奇異的、文明的、蠻荒的、教化的各種圖像，因著不同的語境，交錯出現在台灣方志書寫中。而就動作者的書寫心態而論，至少有兩種不同的說話位置交錯出現在方志書寫中，一個是站在清帝國的位置看臺灣，利用休戚與共的勾連感，行收編臺灣之效，這是作為清帝國代言者的地方官吏心態；另一是站在邊陲臺灣這頭往中國內地看，透過描寫臺灣與中國的一體感，來消除自己被派往政治與文化邊陲任職的匱乏與焦慮。 在初步透過方志書寫中有關自然空間論述的篇章，討論了清帝國與方志書寫的「一統性」與「政治空間序階」之後，第三章主要聚焦於清帝國如何挪用、轉化原本不屬於自身文化的漢文化資源，藉此在前述自然空間之收編功效上進一步對人文空間進行收編，建立秩序，讓一套生生不息、自體循環的形上秩序，並且讓這套秩序在遠離帝國中心的邊陲海外運作，發揮效能。主要是藉著德勒茲揭示文學具有醫療效用作為文本詮釋框架，藉此爬梳規制志、祀典志書寫，以辨析出清帝國一方面在人文空間上的收編策略中，善用歸屬於儒家思想的文化資本，另一方面，同時藉此生產出帝國意圖看見的「視覺」──包含了王道中國的清帝國形象與化蠻荒為教化的臺灣圖像。這種視覺正是起著對治帝國燥鬱與焦慮的療效。帝國何以躁鬱呢？在本文分析中，帝國之所以躁鬱主要是因為滿清作為華夏邊緣，進而統治中國所產生的焦慮感，除了編修方志得以作為治療帝國躁鬱之外，透過前行研究的協助，我們同時得以發現清帝國挪用儒家思想來控制漢族，採用漢制衙門與官僚體系，甚或者藉修編《明史》來吸納明遺民等積極收編的動作，都是清帝國藉以治療躁鬱的途徑。 討論帝國邏輯的滲透，不能停留在一統性的層次，另一個難以迴避的視線在於此帝國邏輯滲透時，本身遭遇了什麼樣不同文化資本對話、挪用拮抗與遮蔽的問題。於是本章筆者將從與文化最息息相關的人文空間之分析下手，除了持續注意前一節關懷的「清帝國如何收編臺灣」，更試圖去觀察收編臺灣的動作是如何回饋帝國中心來解決文化難題──滿民族如何取得統治漢民族的文化正統權──也就是說，臺灣如何作為一種資源，供給清帝國向帝國內部的明遺民證明其有足夠的能力挪用、轉化原本不屬於自身文化的漢文化資源，藉此在自然空間之收編功效上，進一步對臺灣的人文空間進行收編。 對於筆者來說，也唯有將前述各章有關清代臺灣方志及相關書寫之空間質地、景觀的討論，扣合到方志地圖繪製所展現出來之政治性特質的思辨上，才能更全面的辨識出帝國邏輯在空間知識中所展示的力量，以及連帶著這股力量所出現的文化生產，這裡的文化生產指的是透過論述與地圖文本所型塑出來的「臺灣」，也就是第三章透過德勒茲理論所帶出的「視覺」，正因視覺是一種動態的景觀生產，因此絕對地受制於觀看者的主觀立場與心理動因，於是在繼續討論之前，筆者再次不厭其煩地強調方志編纂者與地圖繪製者在方志與地圖生產歷程中，其心理動因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有關方志編纂者的心理動因如何的影響了方志修纂工程，本文第二章與第三章已經做了一定程度的說明，在第四章中，筆者試圖進一步強調的是有關清代傳統中國地圖繪製者對於地圖語言、規範、價值的掌握，如何與帝國文化邏輯的影響交互運作，生產出我們現在得見的所有清代臺灣方志中的地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