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證照制度未出現時，生活世界裡，我們熟悉的中藥師、建築師傅、土地掮客、產婆等，他們都不需要具備個人證照來證明自己的技術或醫術，也沒有觸及合法與不合法的問題。證照發生後，這些人如果沒有證照繼續執業，就被法律認定是違法執業，有人說台灣真奇怪：「真正在做的人是沒有執照的，有執照的人反而不做」。借牌現象無所不在，在醫療業﹙醫師、護士執照的出借﹚、教育界﹙幼稚園執照的出借﹚，營建業﹙營建執照的出借﹚，設計業﹙建築師執照的出借﹚都有借牌行為的出現，它成為一般人生活世界的一環，甚至與正式的證照制共同馳騁在職業市場。 證照制在台灣實施後，為何產生實作與證照背離的借牌文化？媒體與輿論對借牌文化加以的道德批判，例如秘醫、黃牛、地下的、「蟑螂」 ，甚至認為借牌行為會衍生具致命性的威脅，如房屋倒塌或醫死人的負面效應。但是借牌仍然隨處可見甚至公開化，在政府、公會、與消費者間形成一種默會的文化。證照制度表面上似乎是單純為技術背書的工具，可是它還挾帶一種於法有據的優勢與一種價值判準，密醫、黃牛、蟑螂等在缺乏政治資源與組織資源下，仍然活躍於市場上。本文作者藉由實際觀察建築師的實作經驗，企圖找出借牌照現象發生的原因。 台灣社會在建築師證照制度與建築實作發生失衡的現象，衍生借牌的發生。本文作者藉用布迪厄（Pirre Bourdieu）的實作理論，提出專業建築師所處的環境是非理性的系統，包括文化、社會及不成熟的工業技術等造成建築師執業的困境，甚至拱手讓出市場或靠出借牌照為生。借牌也是傳統統包制透過借牌達到程序合法的一種生存維持策略。換言之傳統實作與專業主義相逢，傳統實作受到專業主義的打壓、監督、否認、檢查，傳統實作透過借牌維持它的能動性。證照制度在建築實作上呈現出只有形式理性 而無真正的實質理性 ，證照制被用來做「現代化」的橡皮圖章與真正現代化並無實質的關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