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1970年台灣婦產科醫師接生率首度超過助產士，之後台灣助產士的接生率急遽下降，至今不到1%。以男性為主的婦產科醫師取代長期以來，全為女性的接生者，筆者認為日治時期引進的產婆是關鍵，本文首先以產婆彭錫妹1933-1945年妊產婦名簿為依據，探討日治末期台灣產婆的養成、接生技術、及國家機器介入管理人民私領域的痕跡。藉爬梳1118例的接生記錄，新式產婆的接生技術對婦女的影響。接著本文討論到接生的地點：今天幾乎所有的台灣婦女都外初到醫院、診所生產，這又與過去千百年來在自家生產的方式完全不同，從自家這個私密的生產空間到醫院、診所這些公領域，筆者認為戰後台灣助產士自行發展出來的『助產所』是婦女從『在家分娩』到『外出分娩』的『中繼站』，筆者透過訪談助產士、產婦還原助產所的形貌，並就衛生政策、法令進行研究，讓今天已幾近絕跡的『助產所』這個生產空間形象呈現。最後透過比較中國穩婆與台灣先生媽、新式產婆與傳統先生媽的異同，探討接生者社會地位的變遷。漢人社會重視宗祧血脈傳承，卻又視經產血為污穢不潔，生育遂成為重要卻隱諱的私領域事件。接生者在中國原為地位低下的三姑六婆之一的穩婆，在日治前的台灣社會，接生者卻被尊稱為先生媽，日人領台後，以西方醫學知識培植的男性為主的婦產科醫師完全不能被產婦接受，轉而培訓全為女性的新式產婆/助產士。（女性）產婆與（男性）婦產科醫師間的關係，國家介入司領域，以法律、公權力規訓人民身體的痕跡也將在本文中加以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