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本研究描述國共內戰末期，離開中國西南邊區來臺定居的嶔岑與石濤農場人群，在共同的離散經驗與不同的安置歷史下，形塑我群認同的歷程。本研究從對戰後定居於兩地農場的人群，從離散到安置的歷史、過去生活的記憶、農場人群的現況，認為離散人群對我群的認識與表述，是基於他們對生活環境的觀察與回應，而不是先驗地建立在某一種身份類別(族群身份)的基礎之上。戰時的求生經驗與害怕是兩地農場人群共有的離散經驗。這兩種離散經驗，一方面形成他們不再離散時，生活上著重表相的行事慣性；一方面在生活不順遂時，成為害怕的想像與猜忌的歸因。戰後安置地點的歷史經濟條件不同，讓共享戰時離散經驗的兩地農場人群在生活態度、我群形塑、敘事表現上，各有不同的發展。嶔岑農場人群安置地點的自然條件優越，農作成果豐厚，順利援用著重表相的行事慣性，發展他們的生活。其中，達觀新村村民更得以對內逐漸發展出以村為單位的我群感與光榮化的自我觀。近兩三年間，他們更嘗試以「擺夷」作為我群認同的新方向。相對而言，石濤農場人群安置地點的自然條件欠佳，農作成果貧乏，離散經驗中所培養的著重表相的行事慣性，無法改善生活。在生活挫折中，更強化了既有離散經驗中的恐懼，成為一種無所不在的氛圍，猜忌、害怕的想像與矮化的自我觀，以及形塑我群認同嘗試上反覆失敗的結果。本研究指出當代臺灣社會在認同研究上，將離散人群的認同現象窄化為族群認同是有理解偏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