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道光12年（1832）年所發生的張丙案，是由於米糧問題、方言群之間的摩擦，以及官方處理態度不公，導致張丙等人心感不平，進而起事。張丙身為地方頭人，可以「一呼數百人」，又主持店仔口的禁米出鄉，在地方上應有其影響力。筆者嘗試以張丙一案為中心，由社會史研究的角度切入，對當時的臺灣地方社會進行探討，除了欲將張丙一案作一詳盡的因果分析外，亦將對地方菁英在張丙案所扮演的角色進行分析。 嘉義地區的地方菁英，從初始的以墾首、地主等豪強之輩的領導階層，隨著文教水準的提升和經濟狀況的改善，而逐漸轉型。到了嘉慶、道光年間，士紳型的地方菁英在地方上逐漸發揮其影響力，而不同的地方菁英，透過不同的形式，活躍於地方社會中，他們對於公益事業如：修橋造路、興修寺廟、創建書院…等的熱心，除了顯示出他們對地方的認同感之外，也可以看出他們以此種形式累積人脈、獲得象徵資本，藉此以擴張自身的文化權力網絡。地方菁英和官方之間，存在著不同的互動關係，他們往往會觀察局勢，做出對己、對地方有利的決定，並不一定以支持官方的措施做為絕對的依歸。在張丙事件事平之後，清廷對於與官方作對的地方菁英毫不寬貸的予以制裁；對於在張丙事件中出力出資協助官方的地方菁英，則予以請賞。對於這些地方菁英來說，軍功的獎勵是除了捐納和科舉之外，另一項取得功名的途徑。這使得地方菁英願意出資募勇或救濟災民，因為獲得功名，可以讓他們在地方社會中的地位為之提昇，在地方社會的勢力也可以因此而獲得延續。地方菁英協助官方，除了可以獲得實質的利益外，也可以獲得所謂的「象徵資本」，增加其在地方社會中的聲望。但是地方菁英在和官方合作的時候，也是有多方的考量，並不一定完全對官方的要求照單全收，通常會量力而為，以求延續家族在地方社會上的財富及權勢於不墜。隨著道光後期外力的入侵，加上臺地時常發生的內亂，收編游民並加以團練以防患未然，成為官方大力推行的措施，這使得實際執行這項政策的地方菁英們，在地方上的地位得以得到強化。地方菁英手中顯然有了更多的籌碼，得以和地方官員所代表的國家體制分庭抗禮。因此，官方與地方菁英間存在的合作機制，並非絕對的「上對下」關係，而是呈現共生的、相互為用的關係，且可以看出官方對地方菁英的力量，有日漸倚重的趨勢；地方菁英在地方社會的影響力亦日益得到增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