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摘要 這個研究主要以權力規訓的視角來探討台灣中輟教育形構的內涵、預設與一種對治機制—中途學校—的實踐過程以及其面臨最核心的困境。 有教育、輔導、社會工作、社會福利、犯罪防制等領域，一直不停的追問：他們（中輟生）為什麼不上學？探究中途輟學形成的原因與問題解決策略以及造成的影響，多是以「問題化」的角度去研究中輟青少年的生活型態，再對其「問題」進行各式分類與對策研討，這樣的論述容易落入一種由控制社會功能的角度片段化或切割化地研究中輟青少年。另外是以「青少年犯罪」的角度來看，強調中輟與青少年犯罪有密切的關係，係以犯罪防治的角度切入，將中輟與青少年犯罪劃上等號，防治中輟就等同於犯罪的防治。所以，首先我要檢討過去處置中輟生的提問與策略，有什麼預設與問題？形成什麼樣的中輟防治論述？中途學校方案的籌設又是建立在什麼社會文化脈絡下？我以傅柯（Foucault）式權力關係的視角切入分析中途學校實踐過程的脈絡及其運作的規訓技術與策略，重新理解與分析在中途學校的中輟生面對規訓主體的抗拒行動策略。 本篇研究主要以民族誌的工作方法來進行研究。主要觀察研究對象是中介教育措施之一的合作式中途學校，透過分析其實踐邏輯與作為以揭開被視之理所當然的中輟論述的面紗。將中途學校視為一種經過社會機制運作的過程下，取得主流地位的知識論述，並試圖透過對中途學校微觀實踐經驗的紀錄與分析，去詮釋台灣對於中輟防治教育發展的建構過程。 研究發現中途學校諸類的中輟的中介輔導安置機制徒具形式上的選替教育，僅限於自編教材、課程規劃上面，但在教學與管教方式等面向仍是依循傳統的模式，甚至被期待更嚴峻的規訓措施，以致於不脫學校教育的規訓功能之外，主要實踐目的是要「馴服」這群脫韁野馬，使其回歸主流教育，也就是回到正常的範疇。一方面培養出柔順性，即聽話、遵守學校常規以及有用的學生，具備生產性與有職業訓練成效，但卻適得其反地使學生漸漸de-power（自廢武功），相信自己是無可救藥、不可管教的壞胚子；另方面，從規訓中輟復學生的教學經驗中，萃取馴服中輟生的經驗法則，中輟生同時被當作防治中輟教育重要的知識對象。也就是說，中途學校不只是留住中輟生的地方；同時，也是用以衍生並運用某種知識來改變中輟生偏差行為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