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以往有關日據時期原住民政策的研究，由於原住民本身缺乏文字記錄 ，因此研究者必須倚賴文獻史料，從中爬梳出當年的政策施行細節與影響 力。然而，由於官方文獻立場鮮明，原住民的面貌在其中更加模糊不清， 研究亦容易出現「只見政策不見人」的瓶頸。 在霧社事件後的台灣 總督府原住民政策中，同化是一個重要的前提，而總督府藉以達到目的的 機制是深入各部落的「青年團」。由於部落中的教育所無法有效執行「教 化」原住民的任務，因此青年團擔負了接續初等國民教育的責任。青年團 的實際操練內容，偏重在農業指導、體能訓練與日式生活禮儀上，所謂「 教化原住民成為日本國民」，並不意謂著完全的平等，相反地，在這個與 部落青年生活密切結合的組織中，殖民地的主從關係依舊被鞏固、被強化 。 文獻中的山地青年團成員，是孜孜不倦引導部落走向皇民殿堂的先 驅者，二次大戰期間的高從軍率也被當作山地青年自我認同為日本國民的 證據。然而，原住民本身的理解角度究竟是什麼，可能無法從官方文獻中 得知。畢竟，同樣的政策施加在不同的族群上，難免會受到該族群原有文 化的影響，鳥瞰式的討論容易流於大意；只有從單一或數個同質性高的部 落出發，才能在累積之後進一步探討原住民本身的對應，以及其受到的實 際影響。 本文便從台東縣卑南鄉的大南部落出發，藉由田野訪談的方 式，嘗試鋪陳出官方文獻中的大南青年面貌，以及當時青年的自我理解。 在大南的例子中可以發現，部落的傳統文化在日據時期仍舊持續運作，甚 至成為理解新文化的基礎。日方對於青年團的操作只體現在事務性的層次 ，對大南傳統的敬老價值並沒有產生巨大影響；而「皇國子民」的認同， 顯然也因為日本的戰敗而來不及深入大南人的思惟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