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本論文主要從批判教育學的抗拒觀點，討論父權意識形態如何在教科書文化工業中運作。論文的架構以符號學的模式來打開對教科書生產的討論，在句素結構上，主要是把整個生產流程作為軸線，因此將生產流程分成「生產指導原則的確立」、「實際的生產與分工」、「包裝與配銷」、「教學與抗拒」，前三者來自於石計生在<意識形態與台灣教科書>一書的分類，不過批判教育學裡強調以動態的方式來看待教師與教學，因此本研究把教師視為教科書生產流程的一部份。在範式結構上，主要透過批判教育學的理論加以批判與重構，具體操作以文獻分析、深度訪談與觀察三種方式進行。本論文結論如下：1.在生產指導原則確立方面：發現歷屆的課程修訂幾乎都是由教育部主導，呈現一種由上而下的模式。此外，過去的課程標準沒有任何關於性別議題的規範，即將實施的九年一貫課程，將兩性教育能力融入，就批判教育學的觀點而言，這是一種制度性的賦予權能。2.在實際的生產與分工方面：發現教科書存在著「教忠教孝的家庭神話」、「恐同為中心的敘述主體」、「當代女性人物故事的缺乏」等三項性別失語症。3.在包裝與配銷方面：基層教師選擇教科書的依據多半是根據物理因素為主，很少人會考慮到性別議題。4.在教學與抗拒方面：教師如果具有批判的意識、產生抗拒的行動，進而可以切斷再生產的機制，在批判教育學裡稱具有這樣特質的教師為「轉化型的知識份子」。透過田野訪談，發現台灣基層教育環境裡也有部份教師具有轉化型知識份子的特質，這些教師目前已進行相關的抗拒實踐，其實踐具有新社會運動的精神，但是這些抗拒實踐的形成卻要面對重重的阻力，如「基層教師的當兵心態」與「校園中有形、無形的電眼」。最後，研究者修正Durkheim中介團體的概念，認為以校內的小團體或校外教育團體可以扮演中介團體的角色，以致抗拒的實踐能開花結果，不過研究者不認為中介團體的存在等同於抗拒就能夠動了起來，還需要看中介團體是不是真正有人在負責，抑或是型式性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