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先秦的士咸認是中國傳統知識的開端，本文將就這個時期的游士進行研究，由其興起的背景、活動的情形、及所扮演的角色來探討傳統知識份子形成的特質。第一章回顧了前人的研究取向，對於一般學者從階級流動的觀點，在身份來源上將戰國的士推之於封建的士的看法，做了簡單的分析與批評。第二章是追溯「士」字的內涵在西周和春秋時期不同歷史階段的轉變，從最初的官名，到封建下層貴族的爵名，再到氏族成年男子的美稱，將之放在當時社會結構的轉變中來看，而歸納出「士」字基本上并不脫離政治的傳統。第三章則對游士興起的背景做一理清，本章不再從身份來源上探討游士的起源，而是認為由於貴族的門爭造成封建氏族社會的瓦解，那些從氏族組織游離出來的成員，便成為游士最初的來源。這些無依無靠的游士大多進入貴族的家中為家臣，也就是進入傳統的封建士階層；等到戰國時期貴族政治瓦解，君主專制政體成立后，游士方能大量活躍在中央的官僚體系中，成為戰國官僚的來源。所以戰國游士的興盛基本上是應官僚政治的要求而產生的。官僚政治的特色在組織化與專業化，強調用人唯才，使得「士」字的義涵也轉而泛稱那些有才德者。本文第四章即針對戰國游士所扮演的角色做一探討，認為一方面由於游士的興盛，使得各國得以利用游士來從事外交或間諜的活動，游士因此對於國際局勢的演變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另方面貴戚公子養士還可以厚植勢力，形成變相封建勢的延續。而在各國競相養士的情形下，使得士的地位提高，形成了主客的對等關系，以及「俠」的游士倫理。本文最后一章除了總結前面所言外，并將游士的這種政治傾向，印證在先秦諸子的思想上，認為「論治」是先秦諸子共同的特色，從孔子的德治思想開始，經過儒墨的闡發，尚賢成為戰國普遍風氣，而產生了流弊，引起老莊韓非等的反尚賢言論。最后并將「隱士」的問題放在「仕」的脈絡中來討論，認為中國所謂的「隱」乃是相對於「仕」而來的，基本上仍不脫政治的傳統，所以中國所謂的「士」或知識份子，原本就是從官僚的培養中產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