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摘 要 一九三七年以〈植有木瓜樹的小鎮〉一文登上台灣文壇，在戰爭期極為活躍的龍瑛宗，於戰爭結束、台灣回歸祖國之際，也隨著台灣的歷史處境一起，面臨他人生中重要的分界點。戰後初期，龍瑛宗主編了《中華》雜誌以及《中華日報》日文版文藝欄，在當時政經關心為主的知識界與文化活動當中，他主編的刊物堅持了文學的價值與位置，他更在其中表現了追求現代化的前進態度。對於戰後初期台灣的社會狀況，龍瑛宗也一直顯得很憂心，他希望台灣與中國能順利融合，但是現實中台灣人與中國人之間的衝突與敵意卻越演越烈。社會上亂相叢出、人民基本生活無著、台灣的未來難見曙光，龍瑛宗與同時代的知識份子們都奮力為之，期望能作一些什麼，但是最後卻在一九四七年的二月風暴之後，一切歸於沉寂。 從一九四六年十月底廢止日文版、一九四七年二月二二八以來，龍瑛宗的創作之筆漸漸停歇，接著，他從五○、六○，到七○年代前半，都只待在合庫默默地做一名盡職的公務員。這三十年的壓抑、隱忍，都必須到七○年代大環境重新注視日據時期的台灣文學、以及鄉土文學運動之後整個文壇的氣氛鼓勵下，才給予龍瑛宗勇氣與壓力，讓他重拾筆桿。龍瑛宗七○年代復出時寫的〈媽祖宮的姑娘們〉、〈夜流〉、〈月黑風高〉都是日文小說，但是在長篇《紅塵》連載之後，龍瑛宗卻再也沒有日文小說的創作了。《紅塵》是龍瑛宗的第一篇、也是唯一的一篇長篇小說，更是他復出文壇的力作；但是連載的結果卻是讀者反應不佳，以至於譯者鍾肇政最後未將它全部譯完便草草收場。《紅塵》連載使龍瑛宗認真思考且面對自己與當代文壇之間的關係，也使得龍瑛宗開始轉以中文做為創作語言。 在轉寫中文的蘊釀期中，聯合報召集老作家舉辦座談會、並提案出版《寶刀集》，成為一股推進的力量；也就在《寶刀集》中，龍瑛宗完成他的第一篇中文小說〈杜甫在長安〉，只是，〈杜甫在長安〉一類的歷史小說在這之後並沒有後續的發展。大約從1982年開始的三、四年內，龍瑛宗的創作改以「掌篇小說」為主，他有意識地經營這一類的創作，以此做為自己中文小說創作的類型與特色。龍瑛宗掌篇小說的發表狀況並不是非常順利，他數度遭到退稿，也有一些作品積壓數年之後才得以發表問世；不過，1987年7月，龍瑛宗的中文小說集《杜甫在長安》出版，終究將他這段時期的努力做了一個完整的呈現。 在掌篇小說的寫作量逐漸減少的同時，龍瑛宗的隨筆寫作漸漸成為寫作重心；此時龍瑛宗的位置，是台灣文學與台灣歷史重建過程當中的提供"過去"的耆老。文學刊物向他邀稿、請他談日據時期的台灣文壇，研究者登門拜訪、請他回憶過去往事，龍瑛宗知道這是一項重建工作，他也清楚自己在當中可以、且應該扮演的角色。 龍瑛宗的戰後五十年，相對於他戰前文學生命的豐富樣態，顯得辛酸而無奈；遽變的時代刻鏤在作家身上的遺憾，終將在台灣的歷史中得到了解與憑悼。摘 要 一九三七年以〈植有木瓜樹的小鎮〉一文登上台灣文壇，在戰爭期極為活躍的龍瑛宗，於戰爭結束、台灣回歸祖國之際，也隨著台灣的歷史處境一起，面臨他人生中重要的分界點。戰後初期，龍瑛宗主編了《中華》雜誌以及《中華日報》日文版文藝欄，在當時政經關心為主的知識界與文化活動當中，他主編的刊物堅持了文學的價值與位置，他更在其中表現了追求現代化的前進態度。對於戰後初期台灣的社會狀況，龍瑛宗也一直顯得很憂心，他希望台灣與中國能順利融合，但是現實中台灣人與中國人之間的衝突與敵意卻越演越烈。社會上亂相叢出、人民基本生活無著、台灣的未來難見曙光，龍瑛宗與同時代的知識份子們都奮力為之，期望能作一些什麼，但是最後卻在一九四七年的二月風暴之後，一切歸於沉寂。 從一九四六年十月底廢止日文版、一九四七年二月二二八以來，龍瑛宗的創作之筆漸漸停歇，接著，他從五○、六○，到七○年代前半，都只待在合庫默默地做一名盡職的公務員。這三十年的壓抑、隱忍，都必須到七○年代大環境重新注視日據時期的台灣文學、以及鄉土文學運動之後整個文壇的氣氛鼓勵下，才給予龍瑛宗勇氣與壓力，讓他重拾筆桿。龍瑛宗七○年代復出時寫的〈媽祖宮的姑娘們〉、〈夜流〉、〈月黑風高〉都是日文小說，但是在長篇《紅塵》連載之後，龍瑛宗卻再也沒有日文小說的創作了。《紅塵》是龍瑛宗的第一篇、也是唯一的一篇長篇小說，更是他復出文壇的力作；但是連載的結果卻是讀者反應不佳，以至於譯者鍾肇政最後未將它全部譯完便草草收場。《紅塵》連載使龍瑛宗認真思考且面對自己與當代文壇之間的關係，也使得龍瑛宗開始轉以中文做為創作語言。 在轉寫中文的蘊釀期中，聯合報召集老作家舉辦座談會、並提案出版《寶刀集》，成為一股推進的力量；也就在《寶刀集》中，龍瑛宗完成他的第一篇中文小說〈杜甫在長安〉，只是，〈杜甫在長安〉一類的歷史小說在這之後並沒有後續的發展。大約從1982年開始的三、四年內，龍瑛宗的創作改以「掌篇小說」為主，他有意識地經營這一類的創作，以此做為自己中文小說創作的類型與特色。龍瑛宗掌篇小說的發表狀況並不是非常順利，他數度遭到退稿，也有一些作品積壓數年之後才得以發表問世；不過，1987年7月，龍瑛宗的中文小說集《杜甫在長安》出版，終究將他這段時期的努力做了一個完整的呈現。 在掌篇小說的寫作量逐漸減少的同時，龍瑛宗的隨筆寫作漸漸成為寫作重心；此時龍瑛宗的位置，是台灣文學與台灣歷史重建過程當中的提供"過去"的耆老。文學刊物向他邀稿、請他談日據時期的台灣文壇，研究者登門拜訪、請他回憶過去往事，龍瑛宗知道這是一項重建工作，他也清楚自己在當中可以、且應該扮演的角色。 龍瑛宗的戰後五十年，相對於他戰前文學生命的豐富樣態，顯得辛酸而無奈；遽變的時代刻鏤在作家身上的遺憾，終將在台灣的歷史中得到了解與憑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