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西元1932年1月11日，滬上日人藉口江灣路有日本僧人三人遭受中國人施暴並導致一人死亡，「上海事件」就此爆發。日本駐上海總領事村井向上海市市長吳鐵城（1888-1953）提出四項嚴厲要求：（一）上海市長須向日本總領事表示道歉之意。（二）加害者之搜查、逮捕、處罰，應迅即切實履行。（三）對於被害者五名，須予以醫藥費及撫慰金。（四）關於排日、侮日之非法越軌行動一概予以取締，尤其應將上海各界抗日救國委員會以及各種抗日團體即時解散之。並限於1月28日下午六點前答覆，更有以武力威逼恫赫者為之推波助瀾，大有訴諸一戰的態勢。一時日軍進襲閘北的消息不脛而走，閘北南市之中國居民大都避入公共租界內以求庇護，時商務印書館總管理處與總廠均在閘北火線內（見附圖一），是日晚上十一點過後，日軍突襲閘北遭遇十九路軍堅強抵抗，隔天早上，日軍旋即派飛機至閘北一帶進行轟炸，商務印書館遭連續炸彈襲擊，全廠皆火，四日後又發生日本浪人火焚東方圖書館及編譯所之事，商務印書館損失無法估計，然而這只是一連串深重災難的楔子。西元1937年7月7日蘆溝橋事變爆發，整個中國發生急遽的變化。上海商務印書館（以下簡稱商務），剛剛從“一•二八事變”戰火的巨創中走出，有鑑於日本侵略者的步步進逼，上海商務的層峰早已預作準備，經董事會議決通過：收縮上海商務的編制，遷移機器至上海英租界區、長沙、香港三地，期能維持書籍出版於不輟，並在長沙設立總管理處，香港增設香港辦事處。但是隨著戰爭時間的拉長，上海商務因應戰時的營運體制，發生了相當的變化。首先是長沙方面，戰時將廠內遷本是受制戰爭因素不得不為之舉，但是隨著戰爭的逼近，機器、原料運補的困難；職工朝不保夕的恐懼感，在在都顯示出商務長沙廠的危機。況且總經理（王雲五）並不常駐長沙，更造成長沙「戰時總管理處」的名不符實。爾後王雲五（1888-1979）下達指示，將機器遷運重慶。旋即一場莫名的火，燒毀了廠房、未及遷出的機器、職工宿舍等，使得長沙廠正式走入歷史。其次是香港方面，全面抗戰爆發不久之後，王雲五即到港主持香港辦事處的一切事宜，並且遙控整個商務印書館人事、編輯、出版等等攸關機構生存的權項。此舉無異宣告了香港辦事處實際上就等於是戰時的總管理處。此種情形，雖然在整個商務印書館內部中不乏議論的聲音，但礙於戰爭之非常時期，且王雲五握有商務董事會之全權委任，所以，在戰時形成了上海與香港穩定對峙的情況。到1941年年底為止，兩處共出版了2352種新書（3695冊）；大部頭書9部，共3266種（4698冊）；各類教科書155種（247冊）。西元1941年12月8日，日軍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侵華日軍進佔上海、香港，結束了商務好不容易求來的短暫安康，商務再一次面臨兵燹無情的考驗。隨著整個戰局的發展，商務產生了第二次的戰時營運體制——上海方面的精神領導與重慶方面的實際運作。上海，作為商務印書館的發跡之地本有其各方面的考量。直到蘆溝橋事變時，商務屹立在該地已有40年之久，其在上海所積累的經驗、關係更是其企業永續發展的重要瑰寶。所以，幾次重大的災難打擊，商務雖有遷移之舉，但總限於總經理層級，商務的董事會一直是留在上海的。定期召開會議，討論總管理處所提之議案。在程序上，它仍然是商務的最高指導單位，各地分、支館均需對其負責。所以，上海商務扮演著一個精神領導的角色是無庸置疑的，也因為董事會的靈魂人物張元濟（1867-1959）的存在，更奠定、強化了這個角色扮演。翰林出身的張元濟，學問道德均望重士林，他在戰時留在上海主持大計，抵住了汪精衛（1883-1944）政權、侵華日軍的雙重脅迫，勉力儘量開工不使機器閒置，淪為敵用，並悉心照顧滯留在上海之股東與職工們。1941年12月8日至1946年4月為止，王雲五在重慶總制商務的一切事宜，他將這時期分為三期：第一是應變時期；第二是小康時期；第三是復員時期。應變時期的首要任務即是財務的紓解，王氏憑藉其個人的信譽，向四聯總處貸款，解決了商務財務上的燃眉之急；小康時期則著重在持續生產出版品，使資金得以流通。據王氏的記載，這個時期，重慶商務的出版事業遠比上海商務來的蓬勃、豐富。甚至戰後復員階段，商務整體的復員費用大多來自於重慶方面的資給，可見王氏在經營上確有其長才。抗戰勝利後進入復員時期，王雲五分派要員赴香港、上海 “接管”業務，此舉在上海方面掀起軒然大波。咸認王氏挾怨報復，大作“五聯”的文章，表面上王氏取得最後的勝利，順利派李澤彰（1895-？）為經理，接管上海商務，實際上，商務從此邁入多事之秋。上海商務印書館，位居全國出版事業的領導地位，有下列二項最重要的因素：一是教育的推動；一是知識的啟蒙。商務印書館的起家，可以說是完全靠出版教科書而奠定的。不但在出版量執全中國之牛耳，銷售量亦佔有全國市場的一半。這實應歸功於商務編輯教科書人員之用心與努力，當時許許多多的知識份子均對商務高質量的教科書予以高度的評價。而另一方面，由商務出版的雜誌、書刊（非教科書），對於群眾知識的啟蒙，更是有巨大的貢獻，從這方面來觀察，單就其品質而言，是完全符合其出版宗旨“吾輩當以扶助教育為己任”。因此，在其編纂過程中是講求精益求精，決無敷衍塞責、粗製濫造。上述的情況，即便在抗戰時期，商務印書館發展史上的“保守階段”，亦無多大轉變。但是，教科書的出版，一直是眾家必相爭食的「大餅」，不但有各出版機構在相互角力，更是各政治力量角逐之所。尤以後者所產生的問題牽連極廣，甚至連帶影響了書刊的正常出版，一連串的圖書檢查、扣留、銷燬，對於中國的出版業無疑是雪上加霜。因此，本文擬探討：1.一二八事變後商務印書館復興工作的經驗是否足為抗戰時期商務印書館肆應變局所需？2.張元濟與王雲五在戰時商務印書館□起著怎樣的作用？他們的決策與行動如何形塑了戰時商務印書館的文化面貌？3.戰時商務印書館對人才的管理和運用如何？勞資雙方如何因應戰爭非常之局？4.張元濟所主持的董事會與王雲五所領導的總管理處，是相互合作還是有所扞格、不協？對商務印書館又有何種的影響？冀望從上述幾個方向，能夠對戰時的商務印書館有所瞭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