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摘要 這篇論文所探討的主題是搖滾樂在台灣的發展﹐尤其是針對搖滾樂團的發展。而研究的目的在於回答﹕台灣的搖滾樂迷是在什麼條件之下接收搖滾樂﹐進而去挪用搖滾樂。「樂團之聲」 (band sound)為何在台灣從六０年代在流行文化的主導(dominant)地位到了七０年代末成為殘餘的(residual)角色，而到了九０年代又成為一股浮現中(emergent)的文化力量？而背後的終極關懷是，我們是否能夠從上述問題折射出台灣戰後的文化圖像﹖此種圖像是否反映出台灣特殊時空條件之下的文化困境﹖文化主體性之建立如何可能﹖ 為了強調音樂在社會生活與文化組織中所能扮演的的動力以及非反射性角色﹐這篇論文採取的方式比較接近John Blacking所謂的音樂社會學(musicosociology)-將社會生活的某些面向看做是"音樂的"思考的產物，而非社會音樂學(sociomusicology)-將音樂的創造與互動視為主要是社會生活的輔助角色。經由接合(articulation)的研究取徑，以批判的角度來詮釋台灣的搖滾文化與搖滾樂在台灣的文化使用後發現：「唱自己的歌」不單單是指自己創作，還包括對自我身份的質疑，自我認同的肯定，甚至包括自我身體潛能的開發。 在這篇論文當中，我提出「聽覺慣性的轉移」的概念，用來理解台灣搖滾樂的發展。「聽覺慣性的轉移」涉及音樂場域的運作邏輯，也和權力場域密切相關。從「聽覺慣性的轉移」的角度切入，我們看到九０年代的台灣搖滾樂團的創作風潮在轉移聽覺慣性上呈現出一股向下超越的力量。而此趨向身體下部與空間下部的同時出現並非偶然，它們是現階段去殖民化、形成在地搖滾之一體的兩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