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本論文的目的乃試圖了解因差異(difference)而產生的論述 (discourse)，以及其中所蘊涵的權力關係(power relation)。這個關係既非是單純的上下之分 (譬如：國家╱人民、殖民者╱被殖民者、男╱女……) ，也不是單一方向的運作，更不是一種整體性或普遍性的規律形式，而是一種具體的遭遇 (confrontation)，以及含有衝突及鬥爭的實踐。這使得有關異己的書寫成為權力關係的鬥爭場域，以及欲望和利益交會的空間。而在人類學的脈絡中，M.Foucault和E.Said這些理論家的研究都給我們相當大的啟示與震撼，Foucault告訴我們所謂知識與權力其實是相互蘊涵的，「沒有一種權力關係不需要某種相應的知識建構，而也沒有一種知識不同時預設與建構了某種權力關係」(Foucault 1977:27)，而Said的研究更具體地指出了存於西方的「東方意識型態」，這使得所有關東方的認知都必然是權力關係下的產品，包括各種信仰、觀念、描述、和「科學知識」，這個並置(juxtaposition) 更質疑了人類學知識的有效性與正當性。因此，本論文所使用的分析策略乃是雙重的，一方面將人類學的民族誌放回有關異己的論述的大架構中，嘗試在正文中並列三種有關異己的論述：(1) 17世紀荷蘭傳教士與殖民官員對福爾摩莎島的記載；(2) 清初以前中國有關臺灣的論述；(3) 光復後學院裡的平埔族研究。以重新檢討「異文化接觸」過程中所普遍存有的權力、利益與價值的問題，以及因差異而起的各種刻板印象與種族偏見所研究牽涉到的自我與他者的關係。在第二章和第三章中，我們可以看到蘊藏於殖民論述中的區隔效應(discrimi-natory effect)，試圖以所謂的刻板化策略達成其宰制的目的，但另一方面深藏於殖民論述中的矛盾性卻總是不時借死還魂地打擊殖民權威。在第四章，我將分析中國有關臺灣論述的曖昧性，及其形式轉換與主體認同過程的關係。而在第五章，我則將時間拉回當 之平埔族研究，嘗試從「收集」(collecting)的意識形態及「漢化」理論中的漢人中心主義，分析所謂「科學」論述中的修辭。而在另一方面，這種反省性的並置， 促使我重新思考民族誌作為一種特殊文類下，所牽涉到的田野與書寫問題，嘗試從C.Geer 與J.Clifford的理論中發現一個多元的可能性，人類學因此不再是隱藏於科學權威之後的學術霸權，而能以文化批評者的身份自處，參與於這個為我 與他人所構成的世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