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西元1999年是一個社會動盪轉換的時間點，也就是將從二十世紀邁向二十一世紀的歷史變動。張大春著手於《城邦暴力團》的寫作，在新世紀的開端，張大春在《城邦暴力團》呈現出新世紀的文化語境。本論文的研究範圍，主要鎖定張大春於2009年出版的《城邦暴力團》（上）、（下）兩卷。從張大春自身的寫作歷程、與高陽的交誼、臺灣武俠小說的發展，三個面向爬梳《城邦暴力團》的譜系承繼。並透過張大春的書寫層次，分析外省族裔的記憶創傷，深入觀察其族群關懷，藉由解構蔣氏政權的方式重塑家國歷史。接著放眼張大春的媒體經營，經由部落格、報刊雜誌的整理，發現張大春對國人教養議題急切的關注，與恢復中國傳統文化地位的意圖。張大春對於幫派會黨文化的關照，來自於父輩經歷的影響，因此幫派會黨文化的意涵，亦深植於《城邦暴力團》之中。文化中國的想像與再造則是張大春近年的主要文學活動，同時展現於小說文本內。透過文化底蘊的表現，張大春設定有效的理想讀者，並在文本中鋪展出三個理想讀者的層次。經由張大春與《城邦暴力團》的文學定位，確立張大春及《城邦暴力團》的文學位置。在後遺民論述之中，與其說張大春作為後遺民，不如將他歸類至文化遺民的行列。因此在九○年代張大春以抗拒和迎合──此兩種面對社會變動的姿態，安置他的文化焦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