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論文摘要日治時期是台灣從前現代國家邁入現代國家的的一個重要轉型時期。這裡面除了整個台灣社會的現代化歷程外，還夾雜著「殖民-被殖民」的文化矛盾與衝突。不過如同對台灣的巨大衝擊，台灣殖民地的領有對於日本本身來說，也是一個巨大的挑戰。以一個後進的、農業的帝國主義，來處理一個顛覆東亞華夷秩序的殖民地，加之歐美列強的注目，這些對日本來說是個巨大的挑戰。處理台灣殖民地，首重在對於台灣的態度。福澤諭吉主張以現實主義，慢慢將台灣人移除而使之成為日本人的新天地。伊澤修二則是稟持理想主義，希望藉由語言同化讓台灣早日化入日本。二者在政治實踐上，被後藤新平所綜合，於是有了鎮壓與懷柔、破壞與建設並進的「兒玉-後藤」體制，打下了台灣發展的基礎。後藤所奠下的基礎可以說是相當實用的，透過土地調查及財政收入，使台灣總督府有了建設的本錢。而後保甲體制的開展，使總督府利用台灣民力之可能得以實現。大正八年，基於國防需求，同時為了更加有效鎮壓台灣中南部民變，明石元二郎總督宣布開始興建「台灣南北縱貫道路」，這條道路從南部的保甲道路開始，次第向中北部落實。直到大正十五年元旦，伊澤多喜男總督宣布落成（僅剩西螺大橋未貫通），這個長達四百餘公里的道路（不含橋樑），在官方文分未動情況下，完成修築，可說是總督府使役民力的一個奇蹟。縱貫道路的完成，除了鞏固了日本在台灣的國防體制外，同時對於台灣南北交通網絡的重整，台灣西部的城市興衰有很大影響。尤其是台中市，因為路線政策上的規劃，使之得以加速取代彰化市，成為中部的交通中心。而對於台灣人來說，興建縱貫道路，使台灣南北界線更進一步的被打破。其中因為保甲體制控制力增強而對島民的危害加大，更讓許多反日人士因此開始有了串連，產生了日本統治者沒想到的結果，這可說是縱貫道路所產生的副作用（對日本人來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