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明代佛郎機銃研究》摘要周維強 佛郎機銃是十六世紀初葡萄牙人東來所攜帶的海軍砲，由於品式繁多，且流傳極廣，所以佛郎機銃在歐洲的名稱也十分的多，如：在西班牙有verso doble, versos, ribadoquines, esmeriles 等名稱，土耳其人則稱為prangi。中國人對這種火砲的稱呼，源自中國人對葡人的稱呼，一概統稱為「佛郎機銃」，不過或由音譯，在中國古代的文獻中則有佛郎機銃、佛郎機、佛狼機、佛朗機、伏朗機、朗機、狼機等稱呼，在本文中為了討論上的方便，一概將之稱為「佛郎機銃」，以別於國名的「佛郎機」。 十六世紀初葡人東來，隨著與中國的貿易活動，佛郎機銃也輸入中國，寧王朱宸濠即運用於其反叛計畫中，朝臣林俊注意到此一發展亦掌握此一新式火砲的技術，將佛郎機銃送給負責平亂的王守仁運用，然而，因為亂事的迅速彌平，佛郎機銃並未投入實際的作戰之中。由於明朝政府與葡人交惡，於西草灣引發武力衝突。透過白沙巡檢何儒運用楊三、戴明等曾供職於葡艦的華人所助，製造了第一批自製佛郎機銃，並配發給明軍使用，明軍遂於西草灣一役，擊退葡萄牙人的攻擊，並擄獲二十多門佛郎機銃。中國在十七世紀以前，鑄造的技術尚與世界各國相差無幾，所以當明軍俘虜葡人的佛郎機銃後，在汪鋐等有識之士的大力推展下，由何儒在南京督造。嘉靖初年韃靼南侵，這些新式的武器被劉天和運用於戰車上。接著安南范氏之亂又起，俞大猷又將此一武器運用於海船。上述二役的成功經驗，使得佛郎機銃成為「天下通有之利器」。 嘉靖時期外患首稱「南倭北虜」，在剿倭戰爭中，俞大猷不斷的改良佛郎機銃運用的戰術，在平定安南之亂的經驗下，創制了新式的水師。戚繼光也對佛郎機銃的性能加以提升，這些改良包括了加長銃身、改進子母銃之間的氣密問題、增加瞄準設備即改良彈藥，使得國產的佛郎機銃性能較葡製佛郎機銃更為精良。另一方面，俺答和吉囊的屢次進犯，也使得明廷不得不將剿倭將領北調，以應付國防上的危機。隆慶年間，譚綸、戚繼光和俞大猷三人致力於戰車戰術的推展，為萬曆俺答封貢的外交勝利，奠定堅實的基礎。 戰車雖為佛郎機銃應用的極致表現，但存在著幾個致命的弱點：一、氣密問題無法解決，造成膛壓往往外洩，射程無法提升，只能射擊近距離目標；二、戰車的機動力太低，對於火砲言是慢速移動的龐大目標，極容易以紅夷大砲這類的重砲摧毀，明末大凌河一役即為此一寫照。三、戰車雖擁有機動力，但其速度也只不過和步兵行軍的速度相當，即便以火砲擊敗敵人也無法自行追擊，必須配合其他的騎兵進行追擊的工作。四、由於戰車必須仰賴紀律嚴整的部隊，才能在作戰之中運用自如，反之，則立潰也，明末兵變頻傳，對於車營的素質有一定的影響。 萬曆末年，明廷朝綱不振，萬曆帝不上朝，官吏遇缺不補，府庫因三大征及皇室興修大量陵墓宮殿工程而空虛，民變兵變四起，使得明王朝搖搖欲墜。同時，努爾哈赤以「七大恨」討明，使得明廷在北邊的國防壓力遽增，徐光啟因而欲師法前人，創制車營以應付新的國防危機，然庫存於京師中的佛郎機銃已多不堪使用，且薩爾滸一役，明軍所擁有的火器又多為滿州人所擄，欲以佛郎機銃來救亡圖存已不可能。徐光啟等人遂倡議引進紅夷大砲，來挽救明朝的國祚。在明軍野戰屢戰屢敗的情形下，佛郎機銃的地位日蹙一日，其地位遂為紅夷大砲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