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蒲松齡孤憤而作《聊齋誌異》，朱翊清受到蒲松齡《聊齋誌異》的影響，寫就了《埋憂集》。朱翊清試圖以《埋憂集》埋一己之憂，藉由書寫排遣個人遭遇的困頓。 本文試圖以《埋憂集》為論述主體，以《埋憂集》與《聊齋》的接續關係為論述要旨，藉此接近朱翊清著述的脈絡，並嘗試回答《埋憂集》是如何去回應《聊齋誌異》對它所造成的影響，並從而發展其個人的創作徑路。從文本的文學史定位、文本內部的怪異記敘，以及作者的個人心緒，三個層次靠近《埋憂集》，探問其如何埋憂，埋憂者何，其憂者何。 《埋憂集》藉由記敘身體、夢境、死亡等方面的災厄與異象，而受到讀者的矚目。而這些災異，卻是朱翊清記述以作為面對人生困境(親人離散、科場失意)的途徑。怪異因其不同於常而被載記，滿紙異聞卻又導異為常，當怪異集結成群且為數眾多的時候，怪異是不是也可被視為一種常態。朱翊清蒐羅災異以對比自身的困厄，經由不能解釋的怪異以突顯人生的戕傷無法避免，其所描述的異象往往毫無來由也沒有解釋，恰可做為朱翊清自身際遇的指涉。 做為一個師法經典，並且包含個人指涉的文本，《埋憂集》對於步履《聊齋誌異》的企圖是失敗的，針對生死命題的探求是無解的，朱翊清埋藏的舉措無法順利掩蓋，反而更為放大。憂仍持續，《埋憂集》則成為所有企圖皆失散、衰敗的喃喃囈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