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李石樵在日治時期留學日本，學生時期即嶄露頭角，多次獲得日本帝展的肯定，曾獲得「無鑑查」資格的畫家，深受學院式畫風影響，畫風嚴謹，重視寫生，具深厚的素描能力。而在戰後初期李石樵以群像畫中展現一位台灣美術畫家以創作關心時代、反映時代的力量，表現出台灣美術的「抗議精神」。這樣的風格卻在1950年後因政治環境限制又轉而投入研究西方美術領域。李石樵的畫風轉變絕非隨波逐流，是他身為「畫家」的自我要求與堅持的展現 本文以台灣文學與美術的共同脈動勾畫歷史面貌，因為這段時期台灣文學與美術思潮的關係密切，許多文學家和美術家在這些發展史中互動活躍，文學與美術不僅是時代的見證，更有其不朽的價值。 李石樵在日治時期多次榮獲日本帝展、文展；台灣台展、府展的多次殊榮，在1943年皇民化時期提出作品《唱歌的小孩》最令人稱許，展出後還獲得文學家張文環和呂赫若的贊許，在面對皇民化運動時期，能表面順從而隱喻時局，保有台灣人的民族精神於畫面的內容之中，不淪為皇民化的戰爭畫、聖戰畫。內容上更反映現實，關心時局。 戰後初期台灣的文藝思潮為現實主義，主導者主要來自二股左翼勢力，一則為台灣左翼傳統的台灣文人，另一則為當時自中國大陸來台的左翼文人。現實主義的文藝思潮影響著當時的文學與美術的發展，李石樵在此時提出美術要以民為主，要創作有主題、有主張、有意識的作品，非徒具形式之美，並提出《市場口》和《建設》二幅作品實踐他的主張。從《唱歌的小孩》到《市場口》和《建設》，戰後初期展現批判力量，這是李石樵畫家深刻自覺的展現。 而另一方面，中國左翼文人來台傳播新現實主義，傳播魯迅思想，跨足文學與美術的黃榮燦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中國左翼文人的新現實主義是具強烈戰鬥精神，要反帝、反封建、反侵略，展現對現實最直接的批判力量，尤其是木刻版畫是作為批判現實的利器，而非純粹藝術的表現，具強烈實用目的。他們的版畫作品確實為台灣戰後初期留下許多歷史見證，尤其是對於二二八事件的刻畫，著實為台灣歷史留下美術的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