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近代中國除了內在發展之外，也受到西潮的衝擊，因而帶來了無可避免的變化。就思想層面而言，張灝曾提出自1895年至1920年為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轉型時代」。在此期間，無論思想的傳播媒介或內容均有突破性之巨變。就後者而言，新思想論域（intellectual discourse）的出現即為其中之一環。中日甲午戰後有關「國民性」問題的討論，雖涉及時人對於新時代之人格典型的設想，不乏儒家聖賢君子理想之痕跡，但「國民性」一詞乃自英文“national character”之日譯“kokuminsei”轉手而來，正是不折不扣的新名詞。其思潮延續至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而不衰，以此作為「新思想論域」之一來加以探討正可謂恰如其分。 「民族性」觀念源自歐洲十八世紀的社會政治理論，經由來華傳教士的引入與定型，再透過日本人的轉譯而為中國知識份子所吸收，最後成為時人探索國勢何以不振必不可少的關鍵因素。此一來自西方的「思想資源」如何獲得知識階層的認同，引發持續不斷的呼籲與行動，造就所謂「跨文化的知識傳播」，正可由「國民性」此一論題來玩味思索。 本文第一章探討英、法、德之啟蒙哲士對「民族性」觀念的創發。第二章說明「民族性」思想因浪漫主義與民族主義的結合，及社會科學之興起兩大潮流擴散至全歐的過程。第三章論證「民族性」觀念在初起時如何將「中國」納入視域，乃至於形成所謂「中國人的特性」之論述傳統。第四章則探討「民族性」理論流入晚清，特別是日本因素如何在其中發酵，從而影響及於「言論界之驕子」□□梁啟超的過程。 本文的結論認為，歐洲「民族性」觀念有其獨特內涵，包含對於某一特定人群之集體性格與特質的描述，及其何以形成之「科學」解釋，而非一般記錄異文化的民族誌可比。但此一觀念終究難脫知者掌控被知者的窠臼，以至於在歐洲擴張的殖民主義年代，對種族主義的興起有著推波助瀾之效。這是此種企圖界定他者的「知識」所無法避免的本質。近代中國知識份子在逐漸邊緣化的趨勢之下，採用「民族性」觀念以推廣民族主義，嚴詞抨擊虛幻的「中國國民性」，不但為自身開創了嶄新的政治舞台，更將喚醒民眾的艱鉅任務交付給自己，外來而易於操弄的「民族性」觀念便成為鞏固其權威的最佳工具。「中國國民性」這個跨文化而來的新思想論域，從此也就成為中國人縈繞心頭、揮之不去的夢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