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本文以宋明理學中的氣質之性為對象，探討其來源、內涵與方法。本文在第一、第二章中分析理學家人性論的來源，指出先秦的人性論爭辯是其原型，而二氏之說則是促使理學家重新建構儒家人性論的原因。先秦學者論性以生之謂性為大宗，思孟性善之說為矯治其弊而提出，但並未獲得普遍的認識。超越本性的重獲重視，乃是受到二氏的影響，而隋唐重玄學家的道性論，則對理學家人性論的提出有相當的幫助。第三、第五章便分析理學家氣質之性說的內涵，指出理學家的人性論大致可以區分為三個類型，而且與其本體、宇宙論互相建構，息息相關。張載的太虛即氣與與陽明的理氣合一都是一種體用論架構，而在其人性論中，天地之性與氣質之性亦有著非一非異的關係，道德實踐則落在盡性或盡心上；程頤為了保持其天理本性的超越地位，因此在理氣與性氣間嚴格區分形上形下關係，而道德實踐則落在窮理上；王廷相則認為元氣乃唯一實體，反對一切本體性的概念，又認為氣質之性是唯一的人性，義理之性是聖人所立之教，因此其道德實踐的空間就十分受限。第四、第五章則討論理學家的變化氣質之說，以瞭解其成德之學的目的與工夫論的預設，並指出其工夫論與人性論亦有著互相建構的關係。張載強調由虛心得禮來變化氣質，而陽明則藉由格物致知以成德，二者的變化氣質工夫都有著濃厚的宇宙性，本文亦指出張載、陽明變化氣質的結果與孟子相近，皆是一種冥契的經驗；程頤藉由居敬、窮理與養氣以與天理本性合一，但其變化氣質工夫仍是個體性的；王廷相雖然亦有變化氣質之說，但其在工夫論上十分薄弱，因為其學問基本上是理論的辯難而非成德之學，而其他的元氣論者亦不免有此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