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論文摘要 「納外來於傳統」是汪曾祺一直努力的方向。本論文將以汪曾祺小說的「中國傳統」與「西方現代」兩條線索作為主要架構，以此觀點分析汪曾祺小說的創作風格。 四０年代是汪曾祺文學之路的起點，西南聯大求學歷程對他影響甚鉅，京派古典而淳厚的氣息造就中國傳統文人味的汪曾祺；西南聯大盛行的現代主義思潮，則使汪曾祺勇於突破，嘗試各種文體實驗。他的第一本小說集《邂逅集》，便兼有傳統京派風味與新潮的西方現代主義。往後這種「又新又舊」的風格一直出現在汪曾祺的作品中。在長達三十多年的創作中輟期裡，汪曾祺雖暫停了小說創作，但仍持續思考融合中西文化的可行性，由他在此時期的戲曲劇本便可看出端倪。八０年代重出文壇，古典與現代的調和還是汪曾祺創作的軸心：「風俗畫小說」描寫民族傳統與民間活力，小城的人事物中，蘊含民族精神與特色。「散文化的抒情小說」側重的是文體實驗，但不同於早期完全借鑑西方現代主義的手法，八０年代以後，汪曾祺的文體革新更近於向中國傳統取經，如將「文氣說」應用到小說創作中，或者，寫近於筆記體的「筆記小說」，他有意識地進行中西合流的文體試驗，將西方的意識流技巧融入中國的筆記小說中。而汪曾祺這種「不中不西」、「又中又西」的風格也影響了新時期的小說家，如「風俗畫小說」追尋民族文化的信念，便成為「尋根文學」的啟發者，「散文化的抒情小說」，轉化為先鋒派小說家們更激烈地敘事革命。 四０年代，汪曾祺還是個徬徨少年時，早期作品中，雖不乏京派讚頌人性美的作品，但某些作品亦流露苦悶、絕望的情緒。八０年代後，看透世情的汪曾祺對世事有新的體悟，他認為愛才是苦難人世的唯一救贖，因而年輕時那些晦澀、沮喪的風格已消逝無蹤，取而代之的是樂觀、充滿希望的歡快氛圍。謳歌善良的人性是汪曾祺一貫的主軸，他讚揚平凡人純樸的本性以及一切美好的傳統，他的小說為變動的社會提供了永恆的不變——人性的真、善、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