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從1920年代中期開始手不停筆的揮就出記憶中新鮮活潑的湘西形象，一面訓練文筆一面引介湘西到讀者面前，到1920－30年代交接之際，受到上海等大城市霓虹燈下的摩登男女表現出的扭曲人性的衝擊，創作一系列建構理想湘西的作品為止，這一階段中沈從文的作品進行第一次質的飛躍。從〈市集〉、〈福生〉中的快樂兒童到〈鳳子〉、《邊城》構築的理想人性，沈從文首次有意識的利用作品表現一種純美的人性作為抵禦文明勢力腐化人心的盾牌。1934年與1937年的兩次回湘經驗則迫使沈從文面對理想故園的崩頹，看清楚時潮下的現實湘西。事實逼迫沈從文去思考個人文學事業與家鄉的關係，並產生搶救原始家鄉免於傾斜崩毀的責任感，深化了這時期文學作品的效用性，企圖以一支筆喚起鄉親同袍的危機意識與榮譽感，共同為重建新湘西而努力。《湘行散記》、《湘西》、《芸廬紀事》等長篇巨著應時而生。沈從文的一支筆在時代潮流中不斷的修整調適，從「市集小景」到「邊城民風」再到「長河流變」，反映出不同時期不同的湘西形象。 1949年之前的沈從文始終持守一個「歷史在變，人性不變」的基本信念，認為人性總是樂意趨向美的善的一面，因此堅持獨立而沉默的工作，為理想書寫人性。筆者在這個前提下，從沈從文創作自始至終的聚焦點－－湘西的形象變化中梳理出作者在面對時潮不斷轉換心境與筆調的過程，以及創造出的家鄉面貌的變化，並透過這些不同的變化展現出來的作者理想。從各方面匯合整理出沈從文鄉土作品的整體性質。在本論文的脈絡下看沈從文拼湊記憶、建構理想、面對蛻變、重建湘西精神的一連串鄉土作品，不僅可以讀到沈從文的生命理路，更可以看到湘西的變化，湘西的生命史在沈從文的筆下生成延續，湘西的特殊也被成功的呈現。儘管部分文學批評家會認為沈從文的文章過於理想，但是筆者著重詮釋的是，作者透過鄉土作品表現在現實與理想的交錯下，對故鄉形象的修正與作者本身情感的掙扎。從1934年後的作品中，研究者可以發現作者對於家鄉的改變是不安而憂慮的；但是一旦面對現實，作者筆調卻仍堅持光明，對家鄉的深厚情感讓作者肩負起重建故鄉的責任，於是對湘西一連串的記錄與介紹，便成為後期創作的重心。沈從文藉由書寫的動作結合了個人心靈史與地方變遷史，為湘西留下了一系列風味獨特的地方志。比起官方編寫的地方志，讀沈從文的作品，無疑更能進入湘西的生活，更能神入斯地斯時的歷史情境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