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本文的問題主要是討論清廷在中國如何建立支配正當性，及其在歷史過程中國家政權與地方社會二者力量的消長。針對這個問題，本文以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 的類型學概念作為工具建構出清政權的支配類型：在小農經濟體系的基礎上，以「官位」威望從事教化目的的官僚組織，對中國社會文化的認同及予地方社會利權的妥協，維持其在身分結構中儀式性的統治象徵地位之「儀式性支配」。接著以此支配原型作為自變項就清中、末期的社會動亂－太平天國和鐵路風潮 (一者來自系統內部的因素，一者是系統外部的壓力) －對儀式性支配在歷史的一致性與持續作檢查，並分析此支配危機產生的原因及政權與社會之間力量的變化。就本文討論的結果，儀式性支配危機出現時，清廷只能因其原有的支配原則對原有傳統價值加以強固，予以漢人及地方社會更多的旌表功名，而這種支配正當性「理念」鞏固的物質基礎就是建立在予以地方社會更多利益的妥協之上，造成中央權力不斷地向地方流失。此過程使地方自主力量不但得以加強，而其不能回溯的發展，也越無法由朝廷所控制。太平天國亂事發生到平定的過程，是儀式性支配最完整形式的展現，也是這個消長態勢啟動的關鍵。雖能使動員數百萬人及歷經十五年的動亂終被消弭，卻也因為其支與的特質在面對外力的壓迫及社會經濟情勢變動時，只能對地方社會去加強榨取資源尋求因應，反而更加推展社會結構自主性的成長，鐵路風潮的出現不但說明了這個結果的極致推展，也同時表現清廷如何以其儀式性支配的原則面對時局變動時，如何消蝕掉自己原有支配的根基，松脫掉正當性基礎的環節。而在失去支持原有支配理念及其物質基礎之時，清廷與地方社會上利益衝突的過程，就在一個弱勢的國家政權及強勢的地方社會發展趨勢中，決定了清廷覆亡的命運，也在此歷史過程中清楚地呈現出清廷儀式性支配的成功及其限制。